谁红跟谁急 作者:韩石山
第 15 章
对鲁院整体的评价，一时找不到最权威的论述，正好手头有本二零零零年第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面有该校二零零一届文学创作班招生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作家及作协会员的高等学府。五十年来，鲁院培养了当今文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最知名的作家，马烽、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刘震云、毕淑敏、周大新、余华等，曾就学于此。
这个百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从全部中国作协会员中统计出来的呢，还是估计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无须置喙，若是统计出来的，不知没入中国作协的作家算进去了没有。
这些都不必争究了，当今文坛上诸多名家入过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更早的前身)、文讲所、鲁院，是铁定的事实。不光作家，许多文学界的官员，刊物的老总，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它还有个更为尊崇的称号。徐刚在回答邢小群的采访时说：
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韩按）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也许过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讲所的历史贡献。(《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
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校。在筹备会上，丁玲说得很清楚：文讲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
无论从办学的条件，还是从办学的目的上看，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而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实现。除了极少数有才华的作家，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顶多可以说，给了他们专门看书的时间，再就是让他们见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较中增强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呢，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到了新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作家不能用了，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学创作这个阵地，就得培养和造就自己的作家。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讲所就显得更其荒唐了。等于是有现成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不信任不依靠，却硬要把不是作家的材料仓促间培养成作家，还要培养成大作家。
根据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筹备，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这时，一场浩大的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沈从文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浅显的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顽固的旧思想。李健吾刚在报上发表了《学习自我批评》，正在打点行装去安徽蒙城参加土改工作队，以便通过下乡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在那个年月，多少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多少学者放弃了白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是无法统计的。而北京鼓楼东大街一零三号那个大院里(文研所驻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兴致勃勃地铸造着我们的作家，要把高玉宝们铸造成足以取代沈从文们的作家。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不必说什么客套话了，最后，我还要说句让众多作家泄气的话，解放后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赖以支撑的，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们，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学者们，比如陈寅恪、俞平伯这些人。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1)
一
写下这个题名，连我都有些惊悚。国内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国外的实景不过是多年前在黑龙江畔朝俄罗斯那边望了几眼，如今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比那位宋代的大诗人还要狂悖，该是“世界神游，多情应笑我没钱穷忙”了。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帧帧照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二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唯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学观念，死于足以置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于死地的这个鬼魅的纠缠。
要写就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就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多少中国作家都有着这样惊人而又远大的志向。于是写作不再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体力的拼搏。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工人做工，一份血汗一份收获，成为他们人生的信念。再加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愚蠢的期许。下了那么大的苦，写出这么厚的书，还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矗立于世界文坛吗？
造成中国作家心理沉重，笔力沉重的，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沉重，厚重，这些要命的文学观念，早已灌输到作家们的头脑中去了，他们还要手提皮鞭在一旁督责。你只沉重一点吗？叭，一鞭抽过来，再沉重些！你想轻松地写吗？叭，一鞭抽过来，要沉重些！于是我们的憨朴的作家们，只有拼了命地沉重了。
用力过猛，用力过重，他们身体的劳作，已超过了诺贝尔奖需要的付出。这过重过猛的用力，使他们冲过了斯德哥尔摩市区，仆倒在该市西郊的荒野上。而智慧的迸发，还路途遥遥。
多少杰出作家的作品，多少杰出作家的写作方式，真的没有给他们一点有益的启发吗？
世上确实有苦行僧式的作家，也确实有这样的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承认优秀作品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累加，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那么你就应当承认，世界上便多的优秀作品，是轻松完成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不光是事后的，也是事中的，不光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至少至少，不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劳作。
多年前，我曾访问过章克标先生，那时他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独自一人，蜗居在海宁城东的一间小屋里，来了客人，欢喜异常，坐下起来，像猴子一样精神。不等我问，他说他已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自传，送去出版了，正在写着一部也是百万，很快就要完成了。他的自传出版后，我看到了，只有三十几万字。编辑说原书确实是九十几万字，是她删了的。这部不假，第二部也不会有假。几年天气，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他没有死，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已是一百零三岁的人了。
轻松不一定就写不好。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较量。不光写作，科学、技术、文化，各个方面，各个专业，凡称得上事业的，最终都是一种智慧的开拓与发现。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在这方面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文学艺术，尤其是这样。而轻松，绝对是智慧流淌的一种贯常的形态。你见过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聪明人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长篇小说的，我喜欢的很有几位，老一茬的有老舍和李■人，年轻一茬的有王朔和贾平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轻松地写出了堪称优秀的作品。《离婚》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二年夏天，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是不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黑没明地赶着写呢，也不是。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日，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人，想来什么好事也误不了。
王朔和贾平凹就不多谈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王朔是个直率的人，虽然有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看上去很美》出来时，说他要连续写十部长篇。但他的写作心态之好，当今的中国似无出其右者。关于此人，下面还会谈到。贾平凹别看平日苦兮兮的，实际上可以想象得出，写作对此公来说，是件多么举重若轻，多么胜任愉快的惬意事儿。若非如此，以他的体质，那么大的写作量，小命早就没了。保不准，写作恰是他的养生之道呢。
第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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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对鲁院整体的评价，一时找不到最权威的论述，正好手头有本二零零零年第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面有该校二零零一届文学创作班招生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作家及作协会员的高等学府。五十年来，鲁院培养了当今文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最知名的作家，马烽、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刘震云、毕淑敏、周大新、余华等，曾就学于此。
这个百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从全部中国作协会员中统计出来的呢，还是估计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无须置喙，若是统计出来的，不知没入中国作协的作家算进去了没有。
这些都不必争究了，当今文坛上诸多名家入过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更早的前身)、文讲所、鲁院，是铁定的事实。不光作家，许多文学界的官员，刊物的老总，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它还有个更为尊崇的称号。徐刚在回答邢小群的采访时说：
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韩按）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也许过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讲所的历史贡献。(《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
实际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校。在筹备会上，丁玲说得很清楚：文讲所“主要是给一批土生土长的作者创造一个学习提高的场所，不公开招生，而采用调干进修，以自学为主，请专家讲课为辅。”(马烽《文研所开办之前》)
无论从办学的条件，还是从办学的目的上看，这个学校，就是要把高玉宝们培养成大作家。而这一目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实现。除了极少数有才华的作家，各有各的成材因素之外，文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顶多可以说，给了他们专门看书的时间，再就是让他们见了世面，在彼此的比较中增强了信心或是失去了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呢，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到了新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作家不能用了，无产阶级要占领文学创作这个阵地，就得培养和造就自己的作家。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文讲所就显得更其荒唐了。等于是有现成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不信任不依靠，却硬要把不是作家的材料仓促间培养成作家，还要培养成大作家。
根据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研所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筹备，一九五一年元月正式成立的。
而恰在这时，一场浩大的以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沈从文以学员的身份坐在华北革命大学的教室里，认真地学习着浅显的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顽固的旧思想。李健吾刚在报上发表了《学习自我批评》，正在打点行装去安徽蒙城参加土改工作队，以便通过下乡锻炼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在那个年月，多少作家放下了手中的笔，多少学者放弃了白己的研究课题，几乎是无法统计的。而北京鼓楼东大街一零三号那个大院里(文研所驻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兴致勃勃地铸造着我们的作家，要把高玉宝们铸造成足以取代沈从文们的作家。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不必说什么客套话了，最后，我还要说句让众多作家泄气的话，解放后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赖以支撑的，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们，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学者们，比如陈寅恪、俞平伯这些人。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1)
一
写下这个题名，连我都有些惊悚。国内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国外的实景不过是多年前在黑龙江畔朝俄罗斯那边望了几眼，如今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比那位宋代的大诗人还要狂悖，该是“世界神游，多情应笑我没钱穷忙”了。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帧帧照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二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唯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学观念，死于足以置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于死地的这个鬼魅的纠缠。
要写就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就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多少中国作家都有着这样惊人而又远大的志向。于是写作不再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体力的拼搏。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工人做工，一份血汗一份收获，成为他们人生的信念。再加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愚蠢的期许。下了那么大的苦，写出这么厚的书，还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矗立于世界文坛吗？
造成中国作家心理沉重，笔力沉重的，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沉重，厚重，这些要命的文学观念，早已灌输到作家们的头脑中去了，他们还要手提皮鞭在一旁督责。你只沉重一点吗？叭，一鞭抽过来，再沉重些！你想轻松地写吗？叭，一鞭抽过来，要沉重些！于是我们的憨朴的作家们，只有拼了命地沉重了。
用力过猛，用力过重，他们身体的劳作，已超过了诺贝尔奖需要的付出。这过重过猛的用力，使他们冲过了斯德哥尔摩市区，仆倒在该市西郊的荒野上。而智慧的迸发，还路途遥遥。
多少杰出作家的作品，多少杰出作家的写作方式，真的没有给他们一点有益的启发吗？
世上确实有苦行僧式的作家，也确实有这样的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承认优秀作品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累加，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那么你就应当承认，世界上便多的优秀作品，是轻松完成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不光是事后的，也是事中的，不光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至少至少，不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劳作。
多年前，我曾访问过章克标先生，那时他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独自一人，蜗居在海宁城东的一间小屋里，来了客人，欢喜异常，坐下起来，像猴子一样精神。不等我问，他说他已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自传，送去出版了，正在写着一部也是百万，很快就要完成了。他的自传出版后，我看到了，只有三十几万字。编辑说原书确实是九十几万字，是她删了的。这部不假，第二部也不会有假。几年天气，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他没有死，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已是一百零三岁的人了。
轻松不一定就写不好。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较量。不光写作，科学、技术、文化，各个方面，各个专业，凡称得上事业的，最终都是一种智慧的开拓与发现。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在这方面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文学艺术，尤其是这样。而轻松，绝对是智慧流淌的一种贯常的形态。你见过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聪明人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长篇小说的，我喜欢的很有几位，老一茬的有老舍和李■人，年轻一茬的有王朔和贾平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轻松地写出了堪称优秀的作品。《离婚》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二年夏天，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是不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黑没明地赶着写呢，也不是。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日，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人，想来什么好事也误不了。
王朔和贾平凹就不多谈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王朔是个直率的人，虽然有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看上去很美》出来时，说他要连续写十部长篇。但他的写作心态之好，当今的中国似无出其右者。关于此人，下面还会谈到。贾平凹别看平日苦兮兮的，实际上可以想象得出，写作对此公来说，是件多么举重若轻，多么胜任愉快的惬意事儿。若非如此，以他的体质，那么大的写作量，小命早就没了。保不准，写作恰是他的养生之道呢。
第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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