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5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5 章
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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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激烈争夺的战场。雁门关一战对宋朝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自979年以来，宋军对辽作战一直处于颓势，辽兵屡屡南侵骚扰河北、山西一带，宋军束手无策。雁门关一战之后，辽兵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双方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雁门关战役的胜利固然源于杨业的有勇有谋，也得益于主帅潘美的密切配合，否则仅凭杨业的数百骑如何抵得过辽国十万大军？过分夸大杨业的功劳不够客观，主帅潘美也是功不可没。作为北汉降将，雁门关一战既是扬名也是正名的机会，雁门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很是高兴，提拔杨业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观察史是一个正五品的官阶，杨业等于升了一级。
杨业是北汉降将，说白点就是外来户，他的声望上升很容易引起朝中大臣以及习惯势力的另眼相看。史书上记载，防守边境的主将因此妒忌他，向皇帝打报告，说他的坏话。宋太宗看了之后并不在意，也不追问，只是将奏折转交给杨业，让他自己看。
究竟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人据此推测，潘美很可能打了杨业的小报告。这种指责经不起推敲，根据事实分析，潘美打小报告的可能性为零。
其一，潘美用不着嫉妒杨业。他自己因边事屡受封赏，在此期间被封为代国公，随后改封忠武军节度使，又加封韩国公。杨业只不过被提拔为正五品的观察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杨业威胁不到潘美，他犯不着嫉妒杨业。再者，潘美从无上书谮谤他人的历史，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他与杨业已共事六七年，配合默契，处置边事诸般顺利，屡传捷报，雁门关大捷是最好的诠释。
其二，潘美是两朝重臣，根正苗红，深受皇帝信任，在部队威信很高，又是杨业的顶头上司，若对杨业有什么不满，直接招呼就行了，用不着避近就远，惊动到皇帝那里。
其三，打小报告的人若真是潘美，皇帝应该不会将报告转给杨业。试想，潘美与杨业是正帅和副帅，皇帝这样做不明摆着挑拨双方矛盾吗？将帅不和是军中大忌，宋太宗是马上皇帝，还算英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他怎么会把将帅放在一个笼子里，鼓动他们自相残杀呢？
打小报告的人，十有裕的评判最为严厉：
昨出师徒，俾其监护，固合明宣纪律，动协机宜。而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合塞群情，抵于严宪。
王侁和刘文裕被委以监军的重任，他们理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督促部队严守纪律，鼓舞激励官兵士气，但是他们却越权越位，干涉阻挠军事谋划，羞辱逼迫军事将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战斗打响之后，让杨业冲锋在前，自己先行退却，所作所为堪称“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
应该说，宋太宗对此事的认定和评判是客观公正的，王侁是这次兵败的祸首。有人分析认为，王侁有通敌的嫌疑，理由是，在此战之前的太平兴国初年（975年），契丹来使多为王侁接待，一年中往来数次，王侁返奏皇上所言多为好话。
这种观点很可能影响了宋太宗，一年以后，潘美又重新受到重用，刘文裕也被召回京都，“上知业之陷由，召文裕还”，只有王侁维持原判。从此，王侁是陷害杨业的主犯成为官方的基调，国史、实录无不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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