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3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33 章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第 3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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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章
英宗下令在群臣中挑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最后申佑被英宗选中。受命于危难之时，申佑迅即乔装打扮，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围兵，掩护英宗突围。瓦剌兵把申佑当成了英宗，将他重重围杀，申佑最后死于乱军之中，年仅24岁。可叹的是，申佑的壮举没能改变时局，英宗皇帝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沦为瓦剌的阶下囚。杨家将小说中杨大郎舍身救主也是学的这一招，杨业与六郎、七郎保车驾出东门，大郎化装成太宗与其余众兄弟出西门诈降。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连下五道敕命诏告天下，褒奖土木堡之变中代帝殉难的申佑及其家人。申佑已去世的父亲被特赠进阶文林郎，母亲及妻子封为孺人，儿子申链被特赐恩生。（“文林郎”不是实职，一般授予正七品的官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孺人”是妇女的封号，明时用以封赠七品官员之妻。一品、二品官员的妻子封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到九品都是孺人。如果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称为太夫人。恩生则是一种世袭方式，明代品官子弟有官生和恩生之别。申佑的级别不够恩荫子孙，所以朝廷特赐。）
申佑是可敬可叹的英雄加楷模，古人云：“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孩提之时，杖策救父于虎口；弱冠之年，挺身护师于帝前；随驾出征，又为救帝而殉难于沙场。在他24年的短暂人生中，集救父、护师、代君死三节大义于一身，他一以贯之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是万世之少见。但就是这样一位万世罕见的忠义之士，死后也有冤情。
重返中原的英宗，于景泰七年（1456年）再次登基，他对“土木之变”的死难之臣均予追封、厚赏，但唯独不提申佑，为什么如此可歌可泣的人物，却被历史尘封与遗忘，明代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为其大声鸣冤。在英宗的功劳簿里，申佑的名字“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嘉靖年间的御史萧重望对此愤愤不平，他指出，如果没有当年申佑代驾之功，英宗后来何以能够坐享太平，为什么改元登极之时，往事被一笔抹杀？
当年跟随英宗殉难的十六人中只有申佑没有受到表彰，有些人给出了原因：申佑出身于偏远之乡，朝中无亲朋好友为官，朝中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而英宗正值“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无暇顾及，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遗漏了申佑。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英宗之前的代宗就曾对申佑大力表彰，可见其事迹应很确凿。英宗的表彰名录缺少申佑，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申佑不被表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申佑之死触及了英宗内心的隐痛，申佑代驾死难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是他的尴尬而非骄傲，有损帝王的光辉形象。
后来的杨家将故事把这件事进行了升华，改编成杨家父子主动提出要代驾突围，这样处理之后，君臣两方面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但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些事实，在英宗回国之前就已写进了历史，英宗再要更改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回避，以便忘却或掩盖那段令人难堪的回忆。为了讨好皇上，也有人为英宗不表彰申佑的做法开脱。他们辩白说，土木堡之役中有些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并没能匡救英宗于危难，而且又发生了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等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褒恤不宜滥施。
这样的说法显然也不能服众，英宗改元登基之后，对有过无功的王振都立庙祭祀，怎么表彰有功之臣反而成了滥施褒恤呢？不难想见，申佑的功绩被掩盖完全是有意为之，英宗不仅自己不提申佑血溅帝衣、代驾死难之功，还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然而申佑的冤情能够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之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朝堂之内多有大臣反复为申佑死难之事申冤，要求为其建祠，还以公道。
嘉靖皇帝在位时，终为申佑赐谥“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郭弘化下令为申佑立祠祀之。第二年，申佑的家乡也开始立祠，称“申忠节公祠”，祠内有联称赞：“虎口活父，剑下全君，生民以来无比忠孝；天上游龙，人间瑞凤，霜露所坠莫不尊亲。”“北地风霜尽，千载来吹不散忠臣气魄；南天日月明，百世后犹照见孝子精魂。”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
申佑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有义举、有冤情、有奸人，三者俱备，活脱脱杨家将故事的翻版。明以后文人整合杨家将故事时，很可能借鉴了申佑的故事。杨家将故事中大郎替宋太宗殉难，杨业死后蒙冤，奸臣通敌卖国等情节与申佑事迹非常神似。
不仅如此，明代的杨家将小说，还有很多事情都与贵州、川南、云南一带流传的故事有关。明代历史究竟为杨家将提供了多少素材已无法确切统计，但明代新增的杨家将故事，很多都能在播州一带找到线索。这个思路可以解释明代小说为什么突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但之前的杨家将小说为什么突然消亡没能流传下来呢？这与播州杨氏的解体与消亡有关，播州杨氏的兴盛与衰亡，影响了明代以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和编排。
四 播州杨家将惹恼了谁
播州杨家的兴起与衰落，与明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明初杨家将小说深受播州杨氏家族的影响，但当播州土司成了朝廷的反臣，那些被极度渲染过的故事，一定是政府所要禁止或控制的。
播州杨氏的壮大与解体，说起来有着悠远的历史。古代“播州”曾是夜郎国的属地，介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唐朝始划归四川管辖，那里“林木慰荟、田畴丰美”。
公元前111年，夜郎国归降汉朝之后，开始农耕生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播州编制。播州辖地很大，控制着今重庆一带自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播州强盛时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还向西扩张到滇池。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第十二代世袭土司杨轸将土司府衙从白锦堡（遵义县南白镇）迁到穆家川（遵义老城），遵义由此成为黔北的政治文化中心。
明万历二十广征南的故事，很可能在旧小说中已按照宋廉的《杨氏家传》，直接讲述杨充广至播州与杨昭通谱传脉的故事，所以万历重刻的版本都将故事截断在西夏被征服的时候，仓促了结。《杨家府演义》中所谓征新罗国的故事，在原小说中很可能就是播州的杨文广或某代土司的事迹，为了避讳，作者进行了编改，将“十二寡妇征西”与播州杨氏征西番罗氏鬼国的故事整合到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冒出一个西夏新罗国的原因。
《杨家府演义》虽然删改了正面颂扬播州杨家将的地方，但内中却多有曲笔。这部书强调杨家将世代忠勇，却屡被奸臣陷害，结尾是杨家将不堪奸臣诬陷，怒杀奸臣张茂之后举家逃归太行山。作者在这里隐晦地为播州杨氏喊冤，对应的史实是杨应龙被妻叔张时照所告谋反，书中的奸臣张茂正是张时照的谐音。
杨应龙谋反是被陷害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想谋反，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改土归流”，那些流官就必须清除杨家这个障碍，谋反的罪名显然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手段。没有人相信杨应龙真的是蓄意谋反，但当罪名升级到谋反的时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覆水难收。
从朝廷到地方巡抚很多人都清楚，播州之征是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开始，紧随其后的征伐永宁土司之战便验证了这一点。播州杨家将曾是明朝四川政府频繁征调征番的义勇之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利用价值，所以四川官员如李化龙总是设法保护杨家将，向上曲达其忠，类似于小说中屡次替杨家将伸冤又倍感无奈的周王原型。
《杨家府演义》很为杨业等鸣不平，一方面良将受屈，另一方面军力不振，这和感怀落寞文人的心境有某种契合。杨家将最后杀奸归隐，自我解救，既是小说家和民众的理想寄托，也为杨家将出了一口恶气。
“杨家将”征南和征西番新罗国的故事，是与播州杨氏有关的业绩，在原本的杨家将小说中都有展现，但在《北宋志传》中却全盘剔除，只留下个不干净的尾巴。卷首诗有“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内文却无具体的故事，仅文尾交代一句“待杨文广征服南方，而后受封也”。而《杨家府演义》中也没有“炎月瑞雪降龙池”的故事，这两部小说的祖本在内容设置上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很大的不同。
《北宋志传》有意淡化杨家将故事的家族特色，试图把一部杨家将传奇转换为历史小说，这从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删除了播州杨家将的故事，所以要补充相应的内容才能成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看来，呼延赞以及宋琪辞官等内容怎么看都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原因。
播州杨家将从兴到衰，直接影响了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剪裁，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明政府的幕后推手。明朝对舆论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便是小说戏剧也脱不开当时的政治风云，宣扬反贼的书籍当然要受到严查。
明朝的文字狱相当严酷，禁令一旦下达，对“旧小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在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便经得起政府的审查，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上的差异。
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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