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女儿出世了，从小都是我带着她，一刻也不敢离开。就这样，直到三岁。
那段时间我一直没出去，借口说是要呆在家里带孩子，兼做农活。我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买酒。老两口每次都要买十几斤，没事就炸盘花生米，随便炒个菜，一喝就是一整天。
我找了个小本子，记下他们每次买酒的时间。
我看见邻居找他们买了一瓶酒。
当时我想要阻拦，又怕引起怀疑，只好在邻居买酒之后，经常去他家里串门。他把酒瓶摆在柜子上，每天都会喝两杯。我掐算着日子，以“借菜”为由头，从镇上买了两瓶清酒送给邻居。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我家的韭菜长发了，你要吃就过来割一些。我家的黄瓜豆角上棚了，你喜欢就过来摘点儿。这叫“借菜”，只要不是数量太多就没问题。
礼尚往来，你借我菜，我送你酒，谁也挑不出毛病。
我算好了送酒过去的时间，刚好邻居从我养父那里买的酒喝完。他有些不好意思，一直在推辞，我就当着他的的面，把其中一瓶酒盖子打开，说“酒都开了，你不要就浪费了。”
这是我早就想好的理由。
我在他家里坐了一会儿，趁他不注意，悄悄偷走了那只空酒瓶。
算着日子，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差不多喝了一瓶多的酒。
那天晚上，我半夜爬起来，从床底下搬出早就准备好的工业酒精，兑进老公母装酒的大坛子里。
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断断续续都在兑着，只是数量不多，想看看他们喝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第三十六节 伤感
以前我掺的少，他们喝了以后说这酒“后劲大”，喝过以后头疼得厉害。
当时我很害怕，毕竟杀人这事不是闹着玩的。虽然我做梦都希望他们老两口下地狱见阎王，但我不想跟着他们一起死。
第一次掺的酒精不多。
第二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第三次我决定下狠手，因为那时候邻居已经开始喝我送过去的第二瓶酒。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再拖下去，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
那天正好是我养父的生日。村里不像城里，生日时间不管阳历，只看农历。我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家里，打扫门口，洒水净街，然后带着我女儿赶早出门去集上割肉买菜。
我是故意这样做，让左邻右舍都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做好菜摆宴席。我的养父母对此很意外，却没有起疑心。他们看着我杀鸡炖汤，炒猪肝，做红烧肉，炸洋芋片，还拌了他们喜欢吃的皮蛋……烧菜的时候我故意把大门敞开，让过往的人都能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香味。
南泉村不大，很多人都知道那天我养父过生日。
下午炖肉的时候，我故意装作站在大门口乘凉，招呼过往的熟人，请他们晚上来家里陪我养父喝酒。
我邀请的都是女人。岁数没我养父那么大，而且都是在村里闲话较多，身边也围着很多闲散男人的那种。
的确有两个女人动心了，可她们还没进门就被我养母冷嘲热讽挡了出去。眼看着锅里的炖肉熟了，我去厨房里端菜上桌，我养母还站在门口跟一个女人对骂……她们谁都没有看见我在冷笑，然后走进里屋，告诉我养父，可以吃饭了。
他们每次买酒都用塑料桶装好运回来，倒进内屋的一个大瓦缸里存着。
养父用提斗从瓦缸里舀起两壶酒，兴高采烈坐下来边吃边喝。养母是个贪嘴的，她随便吵了几句就折返回来，忙不迭的喝酒吃菜。
按照村里的规矩，女人和孩子不能上桌，我和女儿在院子里靠近大门的位置摆了些菜，坐在那里吃饭。那里很敞亮，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能看见。
两个老杂种喝多了，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我耐着性子跟女儿吃饭，直到天色晚了才站起来收拾碗筷。
村里人都知道老两口好酒，从门口经过的人早就对此习以为常。等到我在屋里叫着跑出去，喊人帮忙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是喝醉了，只要睡一觉就好。
喝多了与醉死的区别很大。进屋帮忙的那些人很快发现事情不对劲，赶紧叫来了村长和支书，打电话给医院。等急救车来了，医生一边给他们灌氧气，一边把人抬上车，我也跟着一起……还没到医院，两个老杂种就蹬腿儿咽气了。
派出所的公安又来了。
接连死人已经引起警察怀疑，他们里里外外到处搜寻，但没有找到证据。
说起来，杀人这事儿的确要早作准备。
如果不是我前些年就买好了工业酒精，藏在瓦罐里，用塑料布和泥巴封上口，埋在地里，就这样冒冒失失临时出去现买现用，警察肯定顺藤摸瓜查到我身上。
两个老杂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喝酒。这些年我一直在装模作样，他们每次喝酒我就往外跑，逢人就哭诉说他们喝了酒乱打人。这事可不是我胡编乱造，左邻右舍都能作证。就在我丈夫死的前一年，养父喝多了，半夜摸进村公所，在村长的办公室里睡了一整夜，第二天被人发现，用冷水泼醒……这事被当成笑话，就连外村的人也知道老两口在这方面的名声。
当时办案的警察审过我，我抵死不认。装工业酒精的瓦罐我早就砸成碎片，埋在附近的山上。家里存酒的大瓦缸里剩酒不多，警察肯定能化验出掺了酒精。这种事根本说不清楚，很多村里人都在喝假酒，还有掺了水的包谷酒。反正我滴酒不沾，不管警察怎么问，我就一句话：“酒不是我买的，我和女儿当时坐在院子里吃饭，不知道他们究竟喝了多少。”
警察在村里走访，几乎所有人都说“这事应该不是李丽红干的”。倒不是说我平时在村里名声有多好，而是这些年他们都看着我受苦受累，就像一个奴隶，早就习惯，彻底麻木。
还有就是养父母在村里不受人待见。尤其是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每逢村里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喝得烂醉如泥。这事有很多人作证，派出所的公安也就逐渐打消了怀疑。
我带着女儿离开南泉村，去城里打工。那个家对我来说充满了肮脏、可怕的回忆，我永远也不想回去。但死过人，而且还是死了好几个人的房子根本卖不掉。我只能让老宅空着，土地交给邻居，每年换点粮食和蔬菜。
你们公安真的很厉害，事情过了那么多年都能被你们查出来。说起来也是我疏忽大意，当年给大瓦缸里掺工业酒精的时候，女儿就在旁边。没想到你们居然能从这方面看出破绽，把当年的案子联系起来……杀人偿命，反正这辈子我也活够了，你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只是不要为难我女儿和我弟弟，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
审讯结束，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五点。
雷跃没穿外套，衬衫衣扣大半是解开的，露出左右各半边发达的胸肌，还有浓密的胸毛。
加班的时候没人在意形象，
他站在走廊上，从裤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站在旁边的虎平涛：“来一根？”
虎平涛摆了摆手：“我不会。”
“烟酒茶不分家，干我们这行，慢慢的你就会了。”雷跃自嘲地笑笑，把那支烟塞进嘴里，左手挡着风，低头把烟凑到扳开的打火机上点燃，用力吸了一口，感受着尼古丁徐徐进入肺部，进而对神经产生的刺激效果，他脸上浮起忽忧忽喜的神情。
“我也没想到这案子会变成这样。本来只是追查毒资，却牵连出多年前的杀人案……抛开案件本身不说，李丽红这女人的确很可怜。昨天初审的时候，李广益还跟我说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她从轻发落。毕竟她女儿还小，这个年龄就没了爹妈，真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虎平涛阴郁的心情在脸上一览无遗。案子破了，他却丝毫感受不到穿透重重迷雾找出真相的快乐与兴奋，只有深深的思考。
“李丽红当年为什么不报警？”他转过身，看着左手按在栏杆上，昂首挺胸大口喷吐烟雾的雷跃：“她的情况属于非法收养，她养父母儿子的行为是强奸幼女。就算李丽红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可她后来嫁了人，成了家。既然能判断出丈夫坠落山崖不是意外，而是有预谋的凶杀，为什么不对办案的警察说明情况？”
雷跃双脚分得很开，站姿稳定，仿佛钉在那里。他用力吸着烟，燃烧的微红烟头瞬间变得闪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缩短。这股浓烟被雷跃牢牢锁在肺部，足足过了十秒钟才从鼻孔里徐徐喷出。
“不是所有人都会按照正常合理的方法去做事。”雷跃用手指轻轻弹着烟灰，布满胡茬的脸上很是感慨：“十多年前……咱们不说那么久，就说五年前吧！那时候的法律法规与现在比起来，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咱们干警察的也要读历史。中国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咱们不评价政治，你看看电视上的国外新闻，中东地区，还有非洲，那些国家常年爆发战乱，一帮傻逼为了权力争过来打过去，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在战争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旧政府留给咱们的是一个烂摊子。”
“小虎你想想，四九年建国，那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样？真正的百废待兴啊！光是打土匪就花了好几年时间，同时还要进新疆援西藏。要是没有那时候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咱们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
“就说宪法吧！从建国到现在，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为什么？因为社会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十年前制定的法律现在有用吗？肯定有用！但其中的细节部分也肯定不符合某些社会现实。”
“我刚进警队那会儿，跟着老师学勘察。那时候破案条件简陋，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科技辅助手段。我老师是全国有名的脚印专家，他那双眼睛是真厉害，凭着现场提取的一枚脚印，就能把罪犯从怀疑人群里找出来。”
“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师没有藏私，他专门开了个培训班，可真正学出来的没几个人。警校有开痕迹学这门课，但理论在实际方面的运用很难。尤其是各人不同的逻辑思维，对线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判。”
第三十七节 法律与职责
“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远的就不说了，二十年前，电影《碟中谍》里出现了很多微型监听和监视设备。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就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具备了录音、录像、拍摄、信息发送等一系列功能。你再回过头看看咱们建国初期的谍战片，无论微型照相机，还是监听录音设备，根本比不上智能手机。”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文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候全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非常粗浅，几乎停留在“杀人偿命”这种基础性逻辑思维层面。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在时代差异面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也在查缺补漏，不断完善整个司法系统。”
“如果你把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史做一个图表，以五年为阶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梯次向上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全民化的前提下，文化自信也在逐年提升。”
“小虎你想想，你跟一帮大老粗讲法律有用吗？他们不揍你一顿才怪。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整个社会文盲的数量已经缩减到极低比例。一百个人，有九十个懂法，并且以法律对社会行为形成制约框架，剩下的十个人就会被迫服从，进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就是群体效应。”
“还有就是物质。看过冯校刚的那部电影《一九四二》吗？或者你翻翻书，看看历朝历代的饥荒，这人饿极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服从社会规则。“仓廪足而知时节”，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管用。”
“再有就是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还是一百个人，一个亿万富翁，九十九个勉强温饱的穷人，这个富翁是不是很危险？说句不好听的，被九十九个穷鬼包围的有钱人，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所以当年邓公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虎平涛目光微凝：“是的……可当年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都不会这样想。”
“仇富心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雷跃继续道：“但只要这个亿万富翁拿出一部分钱，咱们也不说什么共同富裕吧！只要他能使周围的人提高收入，就能对整个人群产生共感效应。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法律监督与约束框架的前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变得穷困。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很多人的贫穷是因为外部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
“回过头来再说李丽红。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群体受教育程度。她只上过小学，大部分村里人甚至达不到她这样的文化程度。他们不识字，就不懂法。虽然当地派出所每年都会搞“普法下乡”活动，但很多村子都是当做上级指派的任务敷衍了事。”
“九四年的时候，我带队去洪河州下面的一个村子搞普法宣传。后来发现这样做几乎没什么用。当地村民遇到纠纷，都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出面调解。李丽红的遭遇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家长制和族长制面前，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下来。”
“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观念仍然是男尊女卑。李丽红的父母就是因为重男轻女，才把她送给别人领养。家家户户都想生儿子啊！都认为那才是传宗接代的真谛。以前我在乡下办案的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接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家的媳妇因为接连生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还是怀孕了。当时还有计划生育控制着，他们家一直在交罚款，家里穷得连每人一套完整的衣服裤子都穿不上，还是咬着牙生孩子。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各地农村接触多了，才逐渐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思维。”
“在家里，李丽红连上桌吃饭的权力都没有，她养父一句话就能决定命运，让她嫁给谁就必须嫁给谁……她敢反抗吗？她能反抗吗？更不要说是报警。”
“除了以杀人为手段解决问题，她找不到第二条路。”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城里的女人，小资、轻奢、追求独立和自由，再对比李丽红……真的，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远离城市山村里的女人苦啊！我再给你说个故事：九六年，我在边境缉毒站工作，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旁边有个寨子。那里的女人结婚后就承担全部家务。早上五点，女人起来背着孩子上山割胶，然后回家做早饭，吃完她自己那份，把丈夫的早餐放在锅里，用热水温着，女人就把孩子装进箩筐，一个人牵着牛下地干活。男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爬起来，吃完早饭把碗一扔，就在寨子里转悠，打牌吹牛，喝酒串门……等到晚上女人回家，做好晚饭，男人才玩够了回来，吃完饭就抽水烟，然后睡觉。”
“没人愿意当牛做马，但她们的反抗只能得到一顿拳头。李丽红被打怕了，尽管她的体能强于养父母，她仍然不敢反抗。”
“所以法制不能单纯归列为制度不完善。为什么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如果不让位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富起来，就谈不上对法律的服从和约束。”
“普法工作很重要。就说边境上的那些村寨，以前，很多村民都没有“贩毒违法”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讨生活，直到我们的普法工作队一次次进村开展工作，不断的宣传，他们才逐渐扭转概念。所以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且不断修正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法律，但我们身为警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王雄杰从审讯室方向走过来。他绕过雷跃，在虎平涛身边站定，认真地说：“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随着国家不断强盛，法律制度只会越来越健全。像李丽红这样因为不懂法而产生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少。”
雷跃仰起头，注视着被初升太阳映成金黄色的天空，淡淡地说：“其实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拍的那部电影《少数派报告》。如果真有办法预知犯罪，从源头上进行遏制，那我们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虎平涛也看过《少数派报告》。他打趣道：“如果真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得失业了。”
王雄杰把脸侧朝一边，捂着嘴“吃吃”偷笑。
雷跃一怔，随即发出爽朗的大笑。
……
上午九点，古渡分局局长办公室。
熊杰对这个案子很关注。一来是因为旧案有了新线索，二来是如果能从李丽红那里查获被藏匿的毒资，就有可能从李荣凯身上继续深挖，扩大战果。
因为虎平涛从李娜玩游戏的举动联想到搀兑酒精，昨天晚上刑警队和缉毒队共同对李丽红进行了二次审讯。当时太晚，案情也尚不明确，后来李丽红供述，形成纸面文件，已经是凌晨六点多。
刚走进办公室，张广宏就把一份刚整理好的案情简述送到熊杰面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说话都带着高兴的颤音：“熊局，李丽红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她藏匿李荣凯贩毒集团的赃款多达两千万以上。”
熊杰正拧开杯子往里面放茶叶，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手上的茶叶散落在桌上。他惊讶地问：“这么多？”
查获毒品与查获贩毒款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滇省地处边疆，与多个邻国接壤。边境各缉毒站点与省厅每年查获的毒品高达“吨”计为单位。相比之下，查获的毒资数量较少，超过五百万就是很大的数目。
张广宏带着故意卖弄的神情：“熊局，李丽红的问题不光是藏匿毒资。昨天晚上缉毒队又从她身上挖出另一起杀人案。王雄杰赶过去共同审讯，现在她已经供述签字了。”
“杀人案？”熊杰盯着张广宏递过来的那份文件，震惊的同时，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快给我看看。”
审讯纪录有厚厚的一摞，熊杰看得很仔细。他足足花了半小时才看完，合上文件夹的时候，他凝眉沉思，眼角微缩，又缓缓舒展开来。
“照这么说，是虎平涛从李丽红的孩子身上发现破绽？”熊杰手指点了点文件，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张文宏。
张文宏点头回答：“是的。昨天雷跃命令抓捕李丽红，下午放学的时候派人接她女儿过来。小虎在前几天摸查案子的时候受了伤，一直在办公室陪着李丽红的女儿，他就是那时候发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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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世了，从小都是我带着她，一刻也不敢离开。就这样，直到三岁。
那段时间我一直没出去，借口说是要呆在家里带孩子，兼做农活。我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买酒。老两口每次都要买十几斤，没事就炸盘花生米，随便炒个菜，一喝就是一整天。
我找了个小本子，记下他们每次买酒的时间。
我看见邻居找他们买了一瓶酒。
当时我想要阻拦，又怕引起怀疑，只好在邻居买酒之后，经常去他家里串门。他把酒瓶摆在柜子上，每天都会喝两杯。我掐算着日子，以“借菜”为由头，从镇上买了两瓶清酒送给邻居。
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我家的韭菜长发了，你要吃就过来割一些。我家的黄瓜豆角上棚了，你喜欢就过来摘点儿。这叫“借菜”，只要不是数量太多就没问题。
礼尚往来，你借我菜，我送你酒，谁也挑不出毛病。
我算好了送酒过去的时间，刚好邻居从我养父那里买的酒喝完。他有些不好意思，一直在推辞，我就当着他的的面，把其中一瓶酒盖子打开，说“酒都开了，你不要就浪费了。”
这是我早就想好的理由。
我在他家里坐了一会儿，趁他不注意，悄悄偷走了那只空酒瓶。
算着日子，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差不多喝了一瓶多的酒。
那天晚上，我半夜爬起来，从床底下搬出早就准备好的工业酒精，兑进老公母装酒的大坛子里。
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断断续续都在兑着，只是数量不多，想看看他们喝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第三十六节 伤感
以前我掺的少，他们喝了以后说这酒“后劲大”，喝过以后头疼得厉害。
当时我很害怕，毕竟杀人这事不是闹着玩的。虽然我做梦都希望他们老两口下地狱见阎王，但我不想跟着他们一起死。
第一次掺的酒精不多。
第二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第三次我决定下狠手，因为那时候邻居已经开始喝我送过去的第二瓶酒。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再拖下去，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
那天正好是我养父的生日。村里不像城里，生日时间不管阳历，只看农历。我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家里，打扫门口，洒水净街，然后带着我女儿赶早出门去集上割肉买菜。
我是故意这样做，让左邻右舍都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做好菜摆宴席。我的养父母对此很意外，却没有起疑心。他们看着我杀鸡炖汤，炒猪肝，做红烧肉，炸洋芋片，还拌了他们喜欢吃的皮蛋……烧菜的时候我故意把大门敞开，让过往的人都能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香味。
南泉村不大，很多人都知道那天我养父过生日。
下午炖肉的时候，我故意装作站在大门口乘凉，招呼过往的熟人，请他们晚上来家里陪我养父喝酒。
我邀请的都是女人。岁数没我养父那么大，而且都是在村里闲话较多，身边也围着很多闲散男人的那种。
的确有两个女人动心了，可她们还没进门就被我养母冷嘲热讽挡了出去。眼看着锅里的炖肉熟了，我去厨房里端菜上桌，我养母还站在门口跟一个女人对骂……她们谁都没有看见我在冷笑，然后走进里屋，告诉我养父，可以吃饭了。
他们每次买酒都用塑料桶装好运回来，倒进内屋的一个大瓦缸里存着。
养父用提斗从瓦缸里舀起两壶酒，兴高采烈坐下来边吃边喝。养母是个贪嘴的，她随便吵了几句就折返回来，忙不迭的喝酒吃菜。
按照村里的规矩，女人和孩子不能上桌，我和女儿在院子里靠近大门的位置摆了些菜，坐在那里吃饭。那里很敞亮，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能看见。
两个老杂种喝多了，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我耐着性子跟女儿吃饭，直到天色晚了才站起来收拾碗筷。
村里人都知道老两口好酒，从门口经过的人早就对此习以为常。等到我在屋里叫着跑出去，喊人帮忙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是喝醉了，只要睡一觉就好。
喝多了与醉死的区别很大。进屋帮忙的那些人很快发现事情不对劲，赶紧叫来了村长和支书，打电话给医院。等急救车来了，医生一边给他们灌氧气，一边把人抬上车，我也跟着一起……还没到医院，两个老杂种就蹬腿儿咽气了。
派出所的公安又来了。
接连死人已经引起警察怀疑，他们里里外外到处搜寻，但没有找到证据。
说起来，杀人这事儿的确要早作准备。
如果不是我前些年就买好了工业酒精，藏在瓦罐里，用塑料布和泥巴封上口，埋在地里，就这样冒冒失失临时出去现买现用，警察肯定顺藤摸瓜查到我身上。
两个老杂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能喝酒。这些年我一直在装模作样，他们每次喝酒我就往外跑，逢人就哭诉说他们喝了酒乱打人。这事可不是我胡编乱造，左邻右舍都能作证。就在我丈夫死的前一年，养父喝多了，半夜摸进村公所，在村长的办公室里睡了一整夜，第二天被人发现，用冷水泼醒……这事被当成笑话，就连外村的人也知道老两口在这方面的名声。
当时办案的警察审过我，我抵死不认。装工业酒精的瓦罐我早就砸成碎片，埋在附近的山上。家里存酒的大瓦缸里剩酒不多，警察肯定能化验出掺了酒精。这种事根本说不清楚，很多村里人都在喝假酒，还有掺了水的包谷酒。反正我滴酒不沾，不管警察怎么问，我就一句话：“酒不是我买的，我和女儿当时坐在院子里吃饭，不知道他们究竟喝了多少。”
警察在村里走访，几乎所有人都说“这事应该不是李丽红干的”。倒不是说我平时在村里名声有多好，而是这些年他们都看着我受苦受累，就像一个奴隶，早就习惯，彻底麻木。
还有就是养父母在村里不受人待见。尤其是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每逢村里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喝得烂醉如泥。这事有很多人作证，派出所的公安也就逐渐打消了怀疑。
我带着女儿离开南泉村，去城里打工。那个家对我来说充满了肮脏、可怕的回忆，我永远也不想回去。但死过人，而且还是死了好几个人的房子根本卖不掉。我只能让老宅空着，土地交给邻居，每年换点粮食和蔬菜。
你们公安真的很厉害，事情过了那么多年都能被你们查出来。说起来也是我疏忽大意，当年给大瓦缸里掺工业酒精的时候，女儿就在旁边。没想到你们居然能从这方面看出破绽，把当年的案子联系起来……杀人偿命，反正这辈子我也活够了，你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只是不要为难我女儿和我弟弟，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
审讯结束，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五点。
雷跃没穿外套，衬衫衣扣大半是解开的，露出左右各半边发达的胸肌，还有浓密的胸毛。
加班的时候没人在意形象，
他站在走廊上，从裤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站在旁边的虎平涛：“来一根？”
虎平涛摆了摆手：“我不会。”
“烟酒茶不分家，干我们这行，慢慢的你就会了。”雷跃自嘲地笑笑，把那支烟塞进嘴里，左手挡着风，低头把烟凑到扳开的打火机上点燃，用力吸了一口，感受着尼古丁徐徐进入肺部，进而对神经产生的刺激效果，他脸上浮起忽忧忽喜的神情。
“我也没想到这案子会变成这样。本来只是追查毒资，却牵连出多年前的杀人案……抛开案件本身不说，李丽红这女人的确很可怜。昨天初审的时候，李广益还跟我说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她从轻发落。毕竟她女儿还小，这个年龄就没了爹妈，真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虎平涛阴郁的心情在脸上一览无遗。案子破了，他却丝毫感受不到穿透重重迷雾找出真相的快乐与兴奋，只有深深的思考。
“李丽红当年为什么不报警？”他转过身，看着左手按在栏杆上，昂首挺胸大口喷吐烟雾的雷跃：“她的情况属于非法收养，她养父母儿子的行为是强奸幼女。就算李丽红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可她后来嫁了人，成了家。既然能判断出丈夫坠落山崖不是意外，而是有预谋的凶杀，为什么不对办案的警察说明情况？”
雷跃双脚分得很开，站姿稳定，仿佛钉在那里。他用力吸着烟，燃烧的微红烟头瞬间变得闪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缩短。这股浓烟被雷跃牢牢锁在肺部，足足过了十秒钟才从鼻孔里徐徐喷出。
“不是所有人都会按照正常合理的方法去做事。”雷跃用手指轻轻弹着烟灰，布满胡茬的脸上很是感慨：“十多年前……咱们不说那么久，就说五年前吧！那时候的法律法规与现在比起来，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咱们干警察的也要读历史。中国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来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咱们不评价政治，你看看电视上的国外新闻，中东地区，还有非洲，那些国家常年爆发战乱，一帮傻逼为了权力争过来打过去，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在战争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旧政府留给咱们的是一个烂摊子。”
“小虎你想想，四九年建国，那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样？真正的百废待兴啊！光是打土匪就花了好几年时间，同时还要进新疆援西藏。要是没有那时候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咱们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
“就说宪法吧！从建国到现在，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为什么？因为社会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十年前制定的法律现在有用吗？肯定有用！但其中的细节部分也肯定不符合某些社会现实。”
“我刚进警队那会儿，跟着老师学勘察。那时候破案条件简陋，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科技辅助手段。我老师是全国有名的脚印专家，他那双眼睛是真厉害，凭着现场提取的一枚脚印，就能把罪犯从怀疑人群里找出来。”
“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师没有藏私，他专门开了个培训班，可真正学出来的没几个人。警校有开痕迹学这门课，但理论在实际方面的运用很难。尤其是各人不同的逻辑思维，对线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判。”
第三十七节 法律与职责
“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远的就不说了，二十年前，电影《碟中谍》里出现了很多微型监听和监视设备。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就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具备了录音、录像、拍摄、信息发送等一系列功能。你再回过头看看咱们建国初期的谍战片，无论微型照相机，还是监听录音设备，根本比不上智能手机。”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文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候全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非常粗浅，几乎停留在“杀人偿命”这种基础性逻辑思维层面。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在时代差异面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也在查缺补漏，不断完善整个司法系统。”
“如果你把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史做一个图表，以五年为阶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梯次向上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全民化的前提下，文化自信也在逐年提升。”
“小虎你想想，你跟一帮大老粗讲法律有用吗？他们不揍你一顿才怪。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整个社会文盲的数量已经缩减到极低比例。一百个人，有九十个懂法，并且以法律对社会行为形成制约框架，剩下的十个人就会被迫服从，进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就是群体效应。”
“还有就是物质。看过冯校刚的那部电影《一九四二》吗？或者你翻翻书，看看历朝历代的饥荒，这人饿极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服从社会规则。“仓廪足而知时节”，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管用。”
“再有就是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还是一百个人，一个亿万富翁，九十九个勉强温饱的穷人，这个富翁是不是很危险？说句不好听的，被九十九个穷鬼包围的有钱人，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所以当年邓公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虎平涛目光微凝：“是的……可当年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都不会这样想。”
“仇富心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雷跃继续道：“但只要这个亿万富翁拿出一部分钱，咱们也不说什么共同富裕吧！只要他能使周围的人提高收入，就能对整个人群产生共感效应。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法律监督与约束框架的前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变得穷困。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很多人的贫穷是因为外部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
“回过头来再说李丽红。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群体受教育程度。她只上过小学，大部分村里人甚至达不到她这样的文化程度。他们不识字，就不懂法。虽然当地派出所每年都会搞“普法下乡”活动，但很多村子都是当做上级指派的任务敷衍了事。”
“九四年的时候，我带队去洪河州下面的一个村子搞普法宣传。后来发现这样做几乎没什么用。当地村民遇到纠纷，都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出面调解。李丽红的遭遇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家长制和族长制面前，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下来。”
“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观念仍然是男尊女卑。李丽红的父母就是因为重男轻女，才把她送给别人领养。家家户户都想生儿子啊！都认为那才是传宗接代的真谛。以前我在乡下办案的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接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家的媳妇因为接连生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还是怀孕了。当时还有计划生育控制着，他们家一直在交罚款，家里穷得连每人一套完整的衣服裤子都穿不上，还是咬着牙生孩子。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各地农村接触多了，才逐渐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思维。”
“在家里，李丽红连上桌吃饭的权力都没有，她养父一句话就能决定命运，让她嫁给谁就必须嫁给谁……她敢反抗吗？她能反抗吗？更不要说是报警。”
“除了以杀人为手段解决问题，她找不到第二条路。”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城里的女人，小资、轻奢、追求独立和自由，再对比李丽红……真的，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远离城市山村里的女人苦啊！我再给你说个故事：九六年，我在边境缉毒站工作，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旁边有个寨子。那里的女人结婚后就承担全部家务。早上五点，女人起来背着孩子上山割胶，然后回家做早饭，吃完她自己那份，把丈夫的早餐放在锅里，用热水温着，女人就把孩子装进箩筐，一个人牵着牛下地干活。男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爬起来，吃完早饭把碗一扔，就在寨子里转悠，打牌吹牛，喝酒串门……等到晚上女人回家，做好晚饭，男人才玩够了回来，吃完饭就抽水烟，然后睡觉。”
“没人愿意当牛做马，但她们的反抗只能得到一顿拳头。李丽红被打怕了，尽管她的体能强于养父母，她仍然不敢反抗。”
“所以法制不能单纯归列为制度不完善。为什么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如果不让位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富起来，就谈不上对法律的服从和约束。”
“普法工作很重要。就说边境上的那些村寨，以前，很多村民都没有“贩毒违法”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讨生活，直到我们的普法工作队一次次进村开展工作，不断的宣传，他们才逐渐扭转概念。所以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且不断修正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法律，但我们身为警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王雄杰从审讯室方向走过来。他绕过雷跃，在虎平涛身边站定，认真地说：“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随着国家不断强盛，法律制度只会越来越健全。像李丽红这样因为不懂法而产生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少。”
雷跃仰起头，注视着被初升太阳映成金黄色的天空，淡淡地说：“其实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拍的那部电影《少数派报告》。如果真有办法预知犯罪，从源头上进行遏制，那我们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虎平涛也看过《少数派报告》。他打趣道：“如果真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得失业了。”
王雄杰把脸侧朝一边，捂着嘴“吃吃”偷笑。
雷跃一怔，随即发出爽朗的大笑。
……
上午九点，古渡分局局长办公室。
熊杰对这个案子很关注。一来是因为旧案有了新线索，二来是如果能从李丽红那里查获被藏匿的毒资，就有可能从李荣凯身上继续深挖，扩大战果。
因为虎平涛从李娜玩游戏的举动联想到搀兑酒精，昨天晚上刑警队和缉毒队共同对李丽红进行了二次审讯。当时太晚，案情也尚不明确，后来李丽红供述，形成纸面文件，已经是凌晨六点多。
刚走进办公室，张广宏就把一份刚整理好的案情简述送到熊杰面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说话都带着高兴的颤音：“熊局，李丽红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她藏匿李荣凯贩毒集团的赃款多达两千万以上。”
熊杰正拧开杯子往里面放茶叶，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手上的茶叶散落在桌上。他惊讶地问：“这么多？”
查获毒品与查获贩毒款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滇省地处边疆，与多个邻国接壤。边境各缉毒站点与省厅每年查获的毒品高达“吨”计为单位。相比之下，查获的毒资数量较少，超过五百万就是很大的数目。
张广宏带着故意卖弄的神情：“熊局，李丽红的问题不光是藏匿毒资。昨天晚上缉毒队又从她身上挖出另一起杀人案。王雄杰赶过去共同审讯，现在她已经供述签字了。”
“杀人案？”熊杰盯着张广宏递过来的那份文件，震惊的同时，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快给我看看。”
审讯纪录有厚厚的一摞，熊杰看得很仔细。他足足花了半小时才看完，合上文件夹的时候，他凝眉沉思，眼角微缩，又缓缓舒展开来。
“照这么说，是虎平涛从李丽红的孩子身上发现破绽？”熊杰手指点了点文件，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张文宏。
张文宏点头回答：“是的。昨天雷跃命令抓捕李丽红，下午放学的时候派人接她女儿过来。小虎在前几天摸查案子的时候受了伤，一直在办公室陪着李丽红的女儿，他就是那时候发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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