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神级学霸 作者:三胖
第 361 章
对中国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很少有时间去了解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大学自然只能片面的参考就业分配和分数等场外因素。
而少数有机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生，反而省去了许多纠结。
像是何成，他的目标就是北京和化工这两项要求，为此，达到重点线的他，甚至从第二志愿开始报考了普通本科，而没有将河东大学放做自己的保底项，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将留在河东当做胜利。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何成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化学，而跟随杨锐，更是优先级高于化学的选项——就何成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继续给杨锐做实验助手，那即使被迫学“生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拿到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何成已经欢喜疯了。
紧接着他们的是苏毅和王国华的。
估分比重点线还低两分的苏毅同学，毅然冒险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最终的实际分数比重点线高了一分，由此跳线成功，算是捡漏了一把。
因为“工业”二字在80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很多学生都会为这两个字付出额外的溢价，再加上北京二字所带来的分数增幅，使得充其量为知名大学的北京工业大学，分数一度飙到名牌大学的高度。
不过，月满则亏，到了83年，由于许多学生估分失误，预测分数线错误，北京工业大学在河东省的分数线一落千丈，提档线几乎与重点线平齐。苏毅在杨锐的说明下，选择了服从调剂和服从分配以后，以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填报了北方工业大学，成功被提档后，被调剂到了少有人报的环境与能源系，专业为《环境工程》，也就是面向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烟气处理厂的专业。
这样的专业自然是极不好的，不过，要以濒临重点线的分数考一所北京的重点高校，没有点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好在80年代的大学生金贵，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金贵，等苏毅毕业分配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如市政园林环保局都有可能，即使不慎跌落到三废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这个年代的大学生爬坑容易，另一方面，就是三废厂除了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并不差，后世的名校硕士生或者普通学校的博士生，想找这样一份工作还得托人塞钱呢。
捡了大漏的还有王国华与曹宝明。
王国华在杨锐的帮助下，整整一年提高了近200分，估分超过了440分，超过本科线30分，最终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并被成功录取，这同样沾了大小年的光。
尽管与北京工业大学一字之差，但北京工业学院的根子太深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大学的出身，一直以来都受到政策和拨款倾斜。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政策和拨款两样法宝，做不起来的大学太少了，即使真的做不起来，装也能装的强大无比，因为有钱和政策做伪装。
当然，与这个时期的无数大学一样，王国华报考的北京工业学院，最终也会在88年改做一个普通人熟悉的名字——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一家标准的中国式名牌大学，大学最重要的两个指标，“985工程”和“211工程”全数拿到，又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级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以此根红苗正的基础，必然继续无尽的拨款和政策。
在2009年和2010年，北京理工大每年都讨到了10亿元左右的科研经费，堪称中国最能拿经费的学校之一。在这种学校读书自然是很享受的，一个学校有四五十亿的固定资产，有二十多亿元的仪器设备，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但机会成本已经把那些每年总经费几千万元的吃饭学校，远远拉开。
王国华能以高于重点线30分的差距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自然是幸运之至，也是杨锐参考了诸多资料，才做出的大胆预测，当然，也少不了王国华的信任与盲从。
另一位捡到大漏的是曹宝明。他的分数不够重点，于是报考了一所普通本科：北京冶金机电学院。同样，这所学校日后会改名北方工业大学，虽然规模仍然小北京理工大一个量级都不止，也没有混到211和985中的任何一个，但因为先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的高校，后为北京市直管，所以倒是个不缺钱的土豪学校，每年科研拨款一个亿，生均经费倒是不少。
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所北京的正规大学，又是理工类的，在分数比王国华低了四十分的情况下，也无法强求太多。
当曹宝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他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如雪片般的寄来。
同为实验室助手的姚尺考入了平江电力学院，西堡肉联厂子弟卢志生进入了河东轻工业大学，小贩人才邵亮同学则出人意料的拿到了平江工业学院的挂号信，成功跳线，堪称整个鸿睿班最具性价比的录取通知书。
至8月中旬，西堡中学挂起的报捷红榜已如墙围一般，总计有8人得到了重点大学的通知书，20人读本科，26人读大专，7人读大中专——其中六人属于鸿睿班，一人属于回炉班——不仅没有一个人滑档，竟而有人接二连三的跳线，这是赵丹年当初发布红榜，都未曾想到的。
所以，尽管在在录取通知书邮寄完毕之日，赵丹年立刻做出决定，向上级部门报喜！
不仅要报喜，还要大报特报！
……
赵丹年这一辈子，不知道上表过多少喜报。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喜报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喜报要做成什么样，以什么形式来报，却也有些默认的潜规则。
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那就要开花车，游长街，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报社，邀请记者，摄影留念，浩浩荡荡的前往省城报告喜讯。
如果是亩产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卫星，那花车游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区所在地报捷即可，至于亩产一千斤的小型卫星，通常是县内自己热闹一下，贴几张大红喜报就算结束。
赵丹年对喜报中学的成绩，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假如是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拿到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赵丹年就准备将喜讯用红榜贴遍学校和溪县。毕竟，溪县内能够教出大学生的中学，也就是那么几个。
假如有七章会被自发传播一样。
可惜，杨锐将西堡中学即将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的期待感都给杀掉了。
从预考结束以后，赵丹年就知道杨锐会考上大学，他知道，溪县教育系统的先生们知道，甚至南湖和平江教育系统也知道。
如果仅此而已，再贴红榜就只是锦上添花了，赵丹年向来不喜欢这种事儿。
可另一方面，杨锐和他组建的鸿睿班，也给了赵丹年以极大的惊喜。
7人得到大中专的录取通知书，54人得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还有20人是本科，8人是重点，更有杨锐这个拿北大通知书的全国第一。
这样的成绩，别说溪县一种和南湖市一中了，放在平江一中里也是拔尖的。
平江一中的生源和西堡中学可是两回事。就国内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考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分出了三六九等。全省最好的学生，至少是最有野心的学生，都会尝试着的报考平江一中，平江一中录取了全省排名前五六百名的学生以后，才轮到平江二中三中，以及南湖地区一中这些学校，西堡中学在这场抢夺生源的大战中，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只能收罗一些愿意上学的学生，几乎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即使是回炉班，要去平江一中读，也得是一中的学生，或者高考分数达到某个标准。
以两种极端的生源，达到更好的教育成果，这份惊喜不可谓不大。
喜报的规模，自然也可以无限放大。
赵丹年买了一板车的红纸，找了十几个毛笔字写的好的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出了数百张的喜报，内容也是简单易懂的格式，只是修出了各种抬头。
杨锐被叫到西堡镇，下车就在客运站的门口，看到了西堡中学的大红榜：
喜报
西堡镇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西堡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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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很少有时间去了解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大学自然只能片面的参考就业分配和分数等场外因素。
而少数有机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生，反而省去了许多纠结。
像是何成，他的目标就是北京和化工这两项要求，为此，达到重点线的他，甚至从第二志愿开始报考了普通本科，而没有将河东大学放做自己的保底项，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将留在河东当做胜利。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何成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化学，而跟随杨锐，更是优先级高于化学的选项——就何成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继续给杨锐做实验助手，那即使被迫学“生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拿到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何成已经欢喜疯了。
紧接着他们的是苏毅和王国华的。
估分比重点线还低两分的苏毅同学，毅然冒险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最终的实际分数比重点线高了一分，由此跳线成功，算是捡漏了一把。
因为“工业”二字在80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很多学生都会为这两个字付出额外的溢价，再加上北京二字所带来的分数增幅，使得充其量为知名大学的北京工业大学，分数一度飙到名牌大学的高度。
不过，月满则亏，到了83年，由于许多学生估分失误，预测分数线错误，北京工业大学在河东省的分数线一落千丈，提档线几乎与重点线平齐。苏毅在杨锐的说明下，选择了服从调剂和服从分配以后，以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填报了北方工业大学，成功被提档后，被调剂到了少有人报的环境与能源系，专业为《环境工程》，也就是面向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烟气处理厂的专业。
这样的专业自然是极不好的，不过，要以濒临重点线的分数考一所北京的重点高校，没有点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好在80年代的大学生金贵，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金贵，等苏毅毕业分配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如市政园林环保局都有可能，即使不慎跌落到三废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这个年代的大学生爬坑容易，另一方面，就是三废厂除了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并不差，后世的名校硕士生或者普通学校的博士生，想找这样一份工作还得托人塞钱呢。
捡了大漏的还有王国华与曹宝明。
王国华在杨锐的帮助下，整整一年提高了近200分，估分超过了440分，超过本科线30分，最终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并被成功录取，这同样沾了大小年的光。
尽管与北京工业大学一字之差，但北京工业学院的根子太深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大学的出身，一直以来都受到政策和拨款倾斜。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政策和拨款两样法宝，做不起来的大学太少了，即使真的做不起来，装也能装的强大无比，因为有钱和政策做伪装。
当然，与这个时期的无数大学一样，王国华报考的北京工业学院，最终也会在88年改做一个普通人熟悉的名字——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一家标准的中国式名牌大学，大学最重要的两个指标，“985工程”和“211工程”全数拿到，又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级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以此根红苗正的基础，必然继续无尽的拨款和政策。
在2009年和2010年，北京理工大每年都讨到了10亿元左右的科研经费，堪称中国最能拿经费的学校之一。在这种学校读书自然是很享受的，一个学校有四五十亿的固定资产，有二十多亿元的仪器设备，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但机会成本已经把那些每年总经费几千万元的吃饭学校，远远拉开。
王国华能以高于重点线30分的差距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自然是幸运之至，也是杨锐参考了诸多资料，才做出的大胆预测，当然，也少不了王国华的信任与盲从。
另一位捡到大漏的是曹宝明。他的分数不够重点，于是报考了一所普通本科：北京冶金机电学院。同样，这所学校日后会改名北方工业大学，虽然规模仍然小北京理工大一个量级都不止，也没有混到211和985中的任何一个，但因为先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的高校，后为北京市直管，所以倒是个不缺钱的土豪学校，每年科研拨款一个亿，生均经费倒是不少。
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所北京的正规大学，又是理工类的，在分数比王国华低了四十分的情况下，也无法强求太多。
当曹宝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他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如雪片般的寄来。
同为实验室助手的姚尺考入了平江电力学院，西堡肉联厂子弟卢志生进入了河东轻工业大学，小贩人才邵亮同学则出人意料的拿到了平江工业学院的挂号信，成功跳线，堪称整个鸿睿班最具性价比的录取通知书。
至8月中旬，西堡中学挂起的报捷红榜已如墙围一般，总计有8人得到了重点大学的通知书，20人读本科，26人读大专，7人读大中专——其中六人属于鸿睿班，一人属于回炉班——不仅没有一个人滑档，竟而有人接二连三的跳线，这是赵丹年当初发布红榜，都未曾想到的。
所以，尽管在在录取通知书邮寄完毕之日，赵丹年立刻做出决定，向上级部门报喜！
不仅要报喜，还要大报特报！
……
赵丹年这一辈子，不知道上表过多少喜报。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喜报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喜报要做成什么样，以什么形式来报，却也有些默认的潜规则。
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那就要开花车，游长街，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报社，邀请记者，摄影留念，浩浩荡荡的前往省城报告喜讯。
如果是亩产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卫星，那花车游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区所在地报捷即可，至于亩产一千斤的小型卫星，通常是县内自己热闹一下，贴几张大红喜报就算结束。
赵丹年对喜报中学的成绩，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假如是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拿到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赵丹年就准备将喜讯用红榜贴遍学校和溪县。毕竟，溪县内能够教出大学生的中学，也就是那么几个。
假如有七章会被自发传播一样。
可惜，杨锐将西堡中学即将而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的期待感都给杀掉了。
从预考结束以后，赵丹年就知道杨锐会考上大学，他知道，溪县教育系统的先生们知道，甚至南湖和平江教育系统也知道。
如果仅此而已，再贴红榜就只是锦上添花了，赵丹年向来不喜欢这种事儿。
可另一方面，杨锐和他组建的鸿睿班，也给了赵丹年以极大的惊喜。
7人得到大中专的录取通知书，54人得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还有20人是本科，8人是重点，更有杨锐这个拿北大通知书的全国第一。
这样的成绩，别说溪县一种和南湖市一中了，放在平江一中里也是拔尖的。
平江一中的生源和西堡中学可是两回事。就国内目前的教育体制，中考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分出了三六九等。全省最好的学生，至少是最有野心的学生，都会尝试着的报考平江一中，平江一中录取了全省排名前五六百名的学生以后，才轮到平江二中三中，以及南湖地区一中这些学校，西堡中学在这场抢夺生源的大战中，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只能收罗一些愿意上学的学生，几乎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即使是回炉班，要去平江一中读，也得是一中的学生，或者高考分数达到某个标准。
以两种极端的生源，达到更好的教育成果，这份惊喜不可谓不大。
喜报的规模，自然也可以无限放大。
赵丹年买了一板车的红纸，找了十几个毛笔字写的好的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出了数百张的喜报，内容也是简单易懂的格式，只是修出了各种抬头。
杨锐被叫到西堡镇，下车就在客运站的门口，看到了西堡中学的大红榜：
喜报
西堡镇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西堡镇人民：
第 36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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