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神级学霸 作者:三胖
第 438 章
“抢购？”
“买东西，你说的对，暂存起来是不行的。”杨锐停了一下，又道：“危机也是机会，要不是货币超发，咱们也贷不到这么多钱不是。”
1984年10月，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抢购风潮，零售品价格上涨28。8%，用后世人熟悉的解释来说，假如猪肉原价12元，上涨后的价格将是16元，所有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都如此涨价，冲击力可想而知。
当然，抢购和通货膨胀不是一天发生的。从1982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而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弥补财政赤字，中央货币超量发行——全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增加了50%，在这场和宝钞差不多的强制税收活动中，好不容易存下点钱的国人，自然要采取各种措施保卫自己的财富。
抢购也就必不可少的发生了。
而国家超发的货币，此时也要想法设法的花出去，银行贷款就是一条主要渠道。
可以说，82年83年直到84年的年中，各级银行都在为贷款挠头，杨锐也是因此才有得到贷款的机会。
等到年末，中央发现货币超发的祸害以后，又会想方设法让银行回笼资金，那个时候，自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史贵没有杨锐的先知先觉，仍然是一脸的担心，不过，他总算是比较信任杨锐的判断，等了等，道：“这样好了，我们有了钱可以先把印刷厂给弄出来，我们可以先多买几台机器，再多储备一些印刷纸，我原本计划先小打小闹的做起出版社，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规模化是好事，咱们还是初级工业国家，规模大一点，才好和盗版商竞争呀。”
“是呀，盗版始终是个问题。”出版人史贵一个劲的摇头。
“可以想办法再申请一个杂志，咱们可以让杂志和出版物互动起来，都是做学生市场，不同的解法，同类型题，还有我们的出版物的最新信息，恩，还可以在各地方办知名教师的讲课班……”杨锐将后世的考研市场方式随意选两条出来，就听的史贵两眼放光。
80年代的盗版多数是家庭作坊似的小打小闹，和杨锐等人在锐学组时的做法差不多，这样的盗版商是没有生态链的，自然也难以与新华书店体系竞争。
相比之下，2000年以后的考研机构还面临着网络生态的威胁，那时候的考研机构都能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80年代的学生市场就更有可为了。
事实上，这个年代，一些著名的教材已经卖到了数百万的销量，只是此时的作者收不到多少钱，使得市场生态体系一度萎缩了。
而在80年代，高考比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加起来还重要，却没有专业出版社参与竞争。
史贵终于从每年2万元利息的沉重压力下挺了过来，再见到杨锐请来的学生处处长，已是有了些老板派头。
有35万元傍身，没有派头也照出了派头。
杨锐在席上绕了一圈，只当自己是个介绍人，猛吃一通即离开，留下史贵和他们谈论细节。
杨锐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写论文。
他对分子机理本身的兴趣一般，并没有想要深入研究的意思，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东西，哪怕是一条岔路，也够人走一辈子了，除了基础学术，大部分的路线，都只能浅尝辄止了。
除此以外，杨锐也在做着基因组学的重复实验，然后写成论文，一篇篇的投出去。
到了北大，杨锐的眼界也拓宽了。
在西堡中学的时候，杨锐还总是担心实验室的条件不能完成实验，更担心自己的论文数量和实验速度超过了常人。
但在北大，这里原本就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虽然同学中不免有正常人，有喜欢玩耍或者喜欢诗歌的家伙，可在实验研究方面，这里的正常本身就是超常态的。
就杨锐所知，已经有大三学生一个月就发表了四篇论文的事例，而就世界范围来说，一年发表上百篇，十年发表上千篇论文的狂人亦是大有人在。
三篇一天论文，其实和写作业写实验报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是身为老板，手下有多名实验员驱策，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杨锐因为省去了设计实验方案这个最难步骤，总是一口气做多个实验，鲜少顾及别人的想法。
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盯着他看，除了一些人好奇杨锐怎么得到2000元的项目经费以外，大家并不知道他做着什么实验，或者做到哪一步。
杨锐连做数个实验，除非他自己给出实验结果，否则，大家也都是当之一个实验的数个重复实验的，甚至做实验助手的孙汝岳都弄不太明白，还问杨锐：“咱们连做这么多实验，会不会太浪费了。”
杨锐也不多做解释，收集了数据，直奔图书馆去写论文。
现在不比以后，没有网络文献可查，找资料都得在图书馆，所以，80年代的学生泡图书馆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是离不开的所在。
杨锐的脑海中虽然有相关的文献，但80年代或以前的毕竟不多，而他的论文涉及到的东西，又不得不去查已有的文献。
一篇论文，实验算一半，文字算一半，而杨锐在图书管里泡的时间更久。
好在图书管理员已经被糖衣腐蚀，去书库还是期刊阅览室都很方便。
安静的写了一个星期的论文，杨锐几乎是以两天一篇的速度，将论文寄往国外。
他本以为这种闲适的日子会持续许久，却没有预料到，才寄了四篇论文出去，就在书库里意外遇到了李鑫。
“李博士？你来北大了？”杨锐不得不表达惊讶。这位曾经在景语兰家里遇到的东华大学的博士生，按说是进入中丝总公司了，在北大图书馆里遇到，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李鑫也是一眼看到杨锐，更加惊讶的问：“你不是才大一？怎么就进了库的管理也太松懈了。”
……
北大的书库是允许教师和研究生进入的，当然，是自己的教师和研究生。
对于习惯了网络，习惯了开放式书库的后世学生们来说，他们每次去图书馆，都等于去了书库，事实上，比书库还好，因为摆的密密麻麻，书柜间距往往只容一人通过，有些还要登梯子才能取到，室内昏暗而气味浓重，而开放式书库却考虑到了就地阅读的便利，室内往往明亮而舒适，有合适的桌椅和宽敞的空间。
但在1984年，开放式书库还只是期刊中的一段话，最多只在讨论外国月亮的杂志里，放一张照片，引人羡慕。
这时候，进入书库是足以令人得意的一件事。
如果翻阅后人的回忆录，曾经的北大研究生，十个里总有一两个，会将研究生能够进入书库的往事拿出来，以示自己与本科生的区别。
同样的，对于习惯了开放式书库的杨锐来说，他宁愿在北京饭店请客，成为伟大的图书管理员并承担义务，也希望进入书库。
与在索引室里看卡片相比，进入书库像是方便了两万倍似的。
可以想象一下，在索引室里看书，要先从浩如烟海的索引中找到想要的索引卡，再填写借书单，递给收单老师，等收单老师集齐xx张，再转交给库找到过来，然后领回书——运气好的话，这个过程要花费20分钟，接着翻开书一看，丫的！不是我想要的那本。
如果不是悠闲的看什么书都行的家伙，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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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购？”
“买东西，你说的对，暂存起来是不行的。”杨锐停了一下，又道：“危机也是机会，要不是货币超发，咱们也贷不到这么多钱不是。”
1984年10月，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抢购风潮，零售品价格上涨28。8%，用后世人熟悉的解释来说，假如猪肉原价12元，上涨后的价格将是16元，所有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都如此涨价，冲击力可想而知。
当然，抢购和通货膨胀不是一天发生的。从1982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而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弥补财政赤字，中央货币超量发行——全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增加了50%，在这场和宝钞差不多的强制税收活动中，好不容易存下点钱的国人，自然要采取各种措施保卫自己的财富。
抢购也就必不可少的发生了。
而国家超发的货币，此时也要想法设法的花出去，银行贷款就是一条主要渠道。
可以说，82年83年直到84年的年中，各级银行都在为贷款挠头，杨锐也是因此才有得到贷款的机会。
等到年末，中央发现货币超发的祸害以后，又会想方设法让银行回笼资金，那个时候，自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史贵没有杨锐的先知先觉，仍然是一脸的担心，不过，他总算是比较信任杨锐的判断，等了等，道：“这样好了，我们有了钱可以先把印刷厂给弄出来，我们可以先多买几台机器，再多储备一些印刷纸，我原本计划先小打小闹的做起出版社，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规模化是好事，咱们还是初级工业国家，规模大一点，才好和盗版商竞争呀。”
“是呀，盗版始终是个问题。”出版人史贵一个劲的摇头。
“可以想办法再申请一个杂志，咱们可以让杂志和出版物互动起来，都是做学生市场，不同的解法，同类型题，还有我们的出版物的最新信息，恩，还可以在各地方办知名教师的讲课班……”杨锐将后世的考研市场方式随意选两条出来，就听的史贵两眼放光。
80年代的盗版多数是家庭作坊似的小打小闹，和杨锐等人在锐学组时的做法差不多，这样的盗版商是没有生态链的，自然也难以与新华书店体系竞争。
相比之下，2000年以后的考研机构还面临着网络生态的威胁，那时候的考研机构都能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80年代的学生市场就更有可为了。
事实上，这个年代，一些著名的教材已经卖到了数百万的销量，只是此时的作者收不到多少钱，使得市场生态体系一度萎缩了。
而在80年代，高考比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加起来还重要，却没有专业出版社参与竞争。
史贵终于从每年2万元利息的沉重压力下挺了过来，再见到杨锐请来的学生处处长，已是有了些老板派头。
有35万元傍身，没有派头也照出了派头。
杨锐在席上绕了一圈，只当自己是个介绍人，猛吃一通即离开，留下史贵和他们谈论细节。
杨锐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写论文。
他对分子机理本身的兴趣一般，并没有想要深入研究的意思，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东西，哪怕是一条岔路，也够人走一辈子了，除了基础学术，大部分的路线，都只能浅尝辄止了。
除此以外，杨锐也在做着基因组学的重复实验，然后写成论文，一篇篇的投出去。
到了北大，杨锐的眼界也拓宽了。
在西堡中学的时候，杨锐还总是担心实验室的条件不能完成实验，更担心自己的论文数量和实验速度超过了常人。
但在北大，这里原本就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虽然同学中不免有正常人，有喜欢玩耍或者喜欢诗歌的家伙，可在实验研究方面，这里的正常本身就是超常态的。
就杨锐所知，已经有大三学生一个月就发表了四篇论文的事例，而就世界范围来说，一年发表上百篇，十年发表上千篇论文的狂人亦是大有人在。
三篇一天论文，其实和写作业写实验报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是身为老板，手下有多名实验员驱策，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杨锐因为省去了设计实验方案这个最难步骤，总是一口气做多个实验，鲜少顾及别人的想法。
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盯着他看，除了一些人好奇杨锐怎么得到2000元的项目经费以外，大家并不知道他做着什么实验，或者做到哪一步。
杨锐连做数个实验，除非他自己给出实验结果，否则，大家也都是当之一个实验的数个重复实验的，甚至做实验助手的孙汝岳都弄不太明白，还问杨锐：“咱们连做这么多实验，会不会太浪费了。”
杨锐也不多做解释，收集了数据，直奔图书馆去写论文。
现在不比以后，没有网络文献可查，找资料都得在图书馆，所以，80年代的学生泡图书馆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是离不开的所在。
杨锐的脑海中虽然有相关的文献，但80年代或以前的毕竟不多，而他的论文涉及到的东西，又不得不去查已有的文献。
一篇论文，实验算一半，文字算一半，而杨锐在图书管里泡的时间更久。
好在图书管理员已经被糖衣腐蚀，去书库还是期刊阅览室都很方便。
安静的写了一个星期的论文，杨锐几乎是以两天一篇的速度，将论文寄往国外。
他本以为这种闲适的日子会持续许久，却没有预料到，才寄了四篇论文出去，就在书库里意外遇到了李鑫。
“李博士？你来北大了？”杨锐不得不表达惊讶。这位曾经在景语兰家里遇到的东华大学的博士生，按说是进入中丝总公司了，在北大图书馆里遇到，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李鑫也是一眼看到杨锐，更加惊讶的问：“你不是才大一？怎么就进了库的管理也太松懈了。”
……
北大的书库是允许教师和研究生进入的，当然，是自己的教师和研究生。
对于习惯了网络，习惯了开放式书库的后世学生们来说，他们每次去图书馆，都等于去了书库，事实上，比书库还好，因为摆的密密麻麻，书柜间距往往只容一人通过，有些还要登梯子才能取到，室内昏暗而气味浓重，而开放式书库却考虑到了就地阅读的便利，室内往往明亮而舒适，有合适的桌椅和宽敞的空间。
但在1984年，开放式书库还只是期刊中的一段话，最多只在讨论外国月亮的杂志里，放一张照片，引人羡慕。
这时候，进入书库是足以令人得意的一件事。
如果翻阅后人的回忆录，曾经的北大研究生，十个里总有一两个，会将研究生能够进入书库的往事拿出来，以示自己与本科生的区别。
同样的，对于习惯了开放式书库的杨锐来说，他宁愿在北京饭店请客，成为伟大的图书管理员并承担义务，也希望进入书库。
与在索引室里看卡片相比，进入书库像是方便了两万倍似的。
可以想象一下，在索引室里看书，要先从浩如烟海的索引中找到想要的索引卡，再填写借书单，递给收单老师，等收单老师集齐xx张，再转交给库找到过来，然后领回书——运气好的话，这个过程要花费20分钟，接着翻开书一看，丫的！不是我想要的那本。
如果不是悠闲的看什么书都行的家伙，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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