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35 章
最后一个道士Ⅱ(道门往事) 作者:最爱MISIC伯爵
第 35 章
谁会不想？只是，我们是逃出来的，没有介绍信，我们就不能住旅馆，不能买票乘车，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住。这里是东北，距离我的老家浙江有两三千里地，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走，这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三男一女，每个人一个布袋，随身的衣物，还有每人十个冰冷的馍馍。我们总共加起来有还有十五元钱，三个男的一人拿了三块五，剩下的都留给了袁小白，我们只想活着。
走到那天苗大爷接我们的站台只用了一个晚上，我们是在逃，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惊起我们的神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后有成排的民兵端着猎枪和土铳，有数条熟悉我们气味的猎狗正在顺着这条进出屯子唯一的山路搜寻。
铁路，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据说，这条线每周会有一列火车经过，具体是礼拜几则不一定。这列火车的主要目的是把东北原始森林的木材运出大山，偶尔也会捎带一些需要的客人，我们这里的这座站台就是当年野人屯伐木的时候修建的。
站台的一边是道水渠，这个季节水渠里的水得有半人深，北方的三四月还是相当冷的，那风刮起来呼呼作响，尤其是这水渠边都结了冰棱。我们四个人依偎在一块儿抵御着低温和恐慌，上天或许是眷顾我们的，半个小时候一列火车“况且、况且”的向着我们驶来。
并不是只有铁道游击队的老洪才会扒火车，我们也会，绿皮蒸汽机头行驶在弯曲的线路上，我好像看见了远处那些追出来的人。
我看着窗外那些已经开始发绿的草地，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的念叨：“再见了，是真的再见了。”
火车过了山海关就算是离开东北了，当年大清的斌对他千叮万嘱，要是遇到啥事千万别冲动，胖子喝我们道了别抓上了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那是一辆运煤车，他钻进了煤堆。
南下的车很多，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选择货车，谁让我们是黑户呢。天黑后，一辆满载木头的列车货箱里，我们三人一猫挤在一起，没有人再说话，谁都不知道将来到底在何方。
一路上到处都是文革的标语，随处可见红小将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这一年是文革最后的疯狂，也是他们即将到达的顶点。
对于上海的袁小白，我们无能为力，一起在这下了车又是一场分别，临行前，几番思考，我还是没把那副交给她。或许，这一别就是永远了，留着，也算是个念想吧，这里的繁华与我们无关，我和查文斌属于浙西北。在这里，我和他把所有的钱都凑了出来给了袁小白，这里是城市，想要生活远比农村难的多。
从黄浦江口我们给人免费搬了五天的货，条件是那人回去的时候沿江而上，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家正是这黄浦江的源头：西苕溪。
离开大半年的家乡就在眼前，我和查文斌却像贼一样。家，近在咫尺，但没有人敢回，那些带着红袖章的人想必早已接到了电报。入夜了，远远的，我躲着看，门是关着的，上面贴着封条。我和查文斌约定去狮子山，那里是整个浙西北的最高峰，那儿解放后曾经是集体林场，有屋子，有水，只是这些年早就已经荒废多时。
住在狮子山的日子是单调的，从这里的山顶可以远远地看到整个洪村，哪家的烟囱出烟了，哪家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哪天村道上又在集体看电影了。每天，我们就守着，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家”能够出现有人的迹象。
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我俩会躲到什么时候。好在这林子里吃的不缺，野菜、野味，自己也还种了点玉米。到底是下过乡学习过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白天的云参杂着一点黑，黑里仔细看还带着点红，那云是一浪一浪的呈波纹状铺天盖地的。到了晚上夜空又是一片璀璨，白天的时候查文斌在破屋前纳凉就说看着今天的天象有点不对劲，他这人只要无云就会看星象，反正他那人无聊的很，我只能自己和自己玩。
那天晚上格外的闷热，我在屋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拿着棕榈树枝做的扇子靠在他边上的大石头边睡觉。
我睡的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突然他过来把我从梦里给推醒了，跟我冒出来一句：“小忆啊，搞不好要出点事儿啊。”
好不容易有点要睡着了，我正睡的香，含糊的回应道：“哎哟，我们这老林子里你放心，红小兵们不会摸上来的。”
“不是，你起来看。”他一把把我从石头上拖了起来，然后把我拉到空地上对着天空说：“你看那，看到么，那颗星星是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最近隐约有黯淡的迹象。”
在我眼里，天上的星星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区别：“那么多星星，我哪知道哪颗啊，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就是个小神棍。”
“你看啊！就那颗，颜色泛红的那颗，它的四周你看，就是有流星划过的那颗。”说话间，天边正中偏北一点的位置刚好有一颗流星划过，这巧让我也看见了。
“流星嘛，有啥大惊小怪的，夏天常有的事儿。”
“我数了一下，这已经是第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有了一个念想：难道……
大约十分钟以后，我感觉到睡着的石头晃动了一下，我以为那是在做梦，翻了个身继续睡。不料片刻之后一阵更大的晃动直接把我从石头上摔落下来，我的手撑在地上感觉到大地在摇晃，那座用石板片盖的屋子上面“哗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这是一个从书上看到的名词，仅仅是听过而已。
据说那一晚，在中国的某个地上，一夜之间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伤人数达几十万。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躲在山头上哪里知道这些。
从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来看星星，他有时还会摆出石子计算。我问他看出了个什么所以然。他说，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据说在1947年陕北志丹县，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团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坠落。当时陕北的老乡都说：“蒋介石快完蛋了。”果然两年多一点，蒋家王朝就崩溃了。
1976年开春以来，周恩来、朱德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有床，这其中难道真蕴涵什么预示吗？我不得知，或许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们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却在头一天就已经告诉我了：那颗紫薇帝星没了。
又过了一个月，秋，四人帮正式倒了台，全国的各种冤案都被陆续平反。当我看到我家的烟囱第一次冒烟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离开了整整一年，但是我总算还有一个家。接下来的时间是平反和无穷无尽的调查，我因为是逃离的，知青的手续还在东北，这边的户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粮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当时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组织上也没太难为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带到县城里去做了记录，登记在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76年的腊月。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第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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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不想？只是，我们是逃出来的，没有介绍信，我们就不能住旅馆，不能买票乘车，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住。这里是东北，距离我的老家浙江有两三千里地，我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走，这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三男一女，每个人一个布袋，随身的衣物，还有每人十个冰冷的馍馍。我们总共加起来有还有十五元钱，三个男的一人拿了三块五，剩下的都留给了袁小白，我们只想活着。
走到那天苗大爷接我们的站台只用了一个晚上，我们是在逃，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惊起我们的神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后有成排的民兵端着猎枪和土铳，有数条熟悉我们气味的猎狗正在顺着这条进出屯子唯一的山路搜寻。
铁路，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据说，这条线每周会有一列火车经过，具体是礼拜几则不一定。这列火车的主要目的是把东北原始森林的木材运出大山，偶尔也会捎带一些需要的客人，我们这里的这座站台就是当年野人屯伐木的时候修建的。
站台的一边是道水渠，这个季节水渠里的水得有半人深，北方的三四月还是相当冷的，那风刮起来呼呼作响，尤其是这水渠边都结了冰棱。我们四个人依偎在一块儿抵御着低温和恐慌，上天或许是眷顾我们的，半个小时候一列火车“况且、况且”的向着我们驶来。
并不是只有铁道游击队的老洪才会扒火车，我们也会，绿皮蒸汽机头行驶在弯曲的线路上，我好像看见了远处那些追出来的人。
我看着窗外那些已经开始发绿的草地，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的念叨：“再见了，是真的再见了。”
火车过了山海关就算是离开东北了，当年大清的斌对他千叮万嘱，要是遇到啥事千万别冲动，胖子喝我们道了别抓上了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那是一辆运煤车，他钻进了煤堆。
南下的车很多，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选择货车，谁让我们是黑户呢。天黑后，一辆满载木头的列车货箱里，我们三人一猫挤在一起，没有人再说话，谁都不知道将来到底在何方。
一路上到处都是文革的标语，随处可见红小将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这一年是文革最后的疯狂，也是他们即将到达的顶点。
对于上海的袁小白，我们无能为力，一起在这下了车又是一场分别，临行前，几番思考，我还是没把那副交给她。或许，这一别就是永远了，留着，也算是个念想吧，这里的繁华与我们无关，我和查文斌属于浙西北。在这里，我和他把所有的钱都凑了出来给了袁小白，这里是城市，想要生活远比农村难的多。
从黄浦江口我们给人免费搬了五天的货，条件是那人回去的时候沿江而上，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家正是这黄浦江的源头：西苕溪。
离开大半年的家乡就在眼前，我和查文斌却像贼一样。家，近在咫尺，但没有人敢回，那些带着红袖章的人想必早已接到了电报。入夜了，远远的，我躲着看，门是关着的，上面贴着封条。我和查文斌约定去狮子山，那里是整个浙西北的最高峰，那儿解放后曾经是集体林场，有屋子，有水，只是这些年早就已经荒废多时。
住在狮子山的日子是单调的，从这里的山顶可以远远地看到整个洪村，哪家的烟囱出烟了，哪家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哪天村道上又在集体看电影了。每天，我们就守着，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家”能够出现有人的迹象。
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我俩会躲到什么时候。好在这林子里吃的不缺，野菜、野味，自己也还种了点玉米。到底是下过乡学习过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白天的云参杂着一点黑，黑里仔细看还带着点红，那云是一浪一浪的呈波纹状铺天盖地的。到了晚上夜空又是一片璀璨，白天的时候查文斌在破屋前纳凉就说看着今天的天象有点不对劲，他这人只要无云就会看星象，反正他那人无聊的很，我只能自己和自己玩。
那天晚上格外的闷热，我在屋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拿着棕榈树枝做的扇子靠在他边上的大石头边睡觉。
我睡的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是几点了，突然他过来把我从梦里给推醒了，跟我冒出来一句：“小忆啊，搞不好要出点事儿啊。”
好不容易有点要睡着了，我正睡的香，含糊的回应道：“哎哟，我们这老林子里你放心，红小兵们不会摸上来的。”
“不是，你起来看。”他一把把我从石头上拖了起来，然后把我拉到空地上对着天空说：“你看那，看到么，那颗星星是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最近隐约有黯淡的迹象。”
在我眼里，天上的星星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区别：“那么多星星，我哪知道哪颗啊，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就是个小神棍。”
“你看啊！就那颗，颜色泛红的那颗，它的四周你看，就是有流星划过的那颗。”说话间，天边正中偏北一点的位置刚好有一颗流星划过，这巧让我也看见了。
“流星嘛，有啥大惊小怪的，夏天常有的事儿。”
“我数了一下，这已经是第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有了一个念想：难道……
大约十分钟以后，我感觉到睡着的石头晃动了一下，我以为那是在做梦，翻了个身继续睡。不料片刻之后一阵更大的晃动直接把我从石头上摔落下来，我的手撑在地上感觉到大地在摇晃，那座用石板片盖的屋子上面“哗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这是一个从书上看到的名词，仅仅是听过而已。
据说那一晚，在中国的某个地上，一夜之间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伤人数达几十万。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躲在山头上哪里知道这些。
从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来看星星，他有时还会摆出石子计算。我问他看出了个什么所以然。他说，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据说在1947年陕北志丹县，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团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坠落。当时陕北的老乡都说：“蒋介石快完蛋了。”果然两年多一点，蒋家王朝就崩溃了。
1976年开春以来，周恩来、朱德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有床，这其中难道真蕴涵什么预示吗？我不得知，或许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们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却在头一天就已经告诉我了：那颗紫薇帝星没了。
又过了一个月，秋，四人帮正式倒了台，全国的各种冤案都被陆续平反。当我看到我家的烟囱第一次冒烟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离开了整整一年，但是我总算还有一个家。接下来的时间是平反和无穷无尽的调查，我因为是逃离的，知青的手续还在东北，这边的户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粮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当时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组织上也没太难为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带到县城里去做了记录，登记在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76年的腊月。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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