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6 章
下个轮回，凭着记忆找寻你 作者:悲欣交集
第 6 章
暑假后，我升入了五年级，新学期开学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徐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是换成了李老师。
李老师我再熟悉不过了，有五十多岁，是我们村的人，从辈分上讲我还应该叫他大姑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而学校之所以给我们班换老师，理由竟然是我们班的风气不正。
徐老师向我们做“告别陈词”时，有些激动，我也不禁被她情绪所感染，难过起来。
可当她声泪俱下的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时，我们都无法相信，那就是徐刚在暑假里到龙王庙水库游泳时溺水而亡。
我转过头去，才发现窗边的那个位子已经是空空荡荡，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小男孩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信大喊：“老师来了！”
而我对徐刚的记忆，也永远的停留在了一九九五年的夏天，那一年，他十二岁！
童年的记忆里，我对于死亡并没有多少的恐惧，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会真正理解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更不会理解后来看过的弘一大师给日本妻子的信中“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要来到。”这句话的真谛！
徐刚的事也很快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直到许多年以后，电视上每每播放暑期孩子溺水的事故，我才会想起曾经在西庄完小有个叫做徐刚的男孩！
我们的悲伤情绪也很快被这个学期开始实施的“双休日”的喜悦所替代。
一九九五年五一以后，根据国家政策，实行双休制。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学期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相处方式！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或许是经过一年的相处大家都熟悉起来。渐渐地班里的男生和女生也不再那么“爱憎分明”，大家也常常进行愉快的聊天。
我们讨论的范围也不仅限于电视剧情节，甚至会谈到一些新闻和热点。
“哎，高姝雅，你最近看电视了吗？”曲振兴用圆珠笔头戳了戳我的后背。
我转过头去问他：“看什么电视？《梅花烙》吗？”
“不是，是《中华之剑》，关于艾滋病的，电视里天天演。”曲振兴有些担忧的说。
我也愁了起来：“我也看了一点，是挺可怕的！电视上说得这个病就得死，而且会越来越多。你说怎么办？”
曲振兴用手抵住脑袋，叹了口气：“不行，就得跑！”
“跑去哪儿？”我问他。
曲振兴灵光一现说：“到东北的大森林里，藏起来。”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不是还没传到咱这边么。”
曲振兴点点头，又说：“不过我听说，最近往你们村走的东边那条道可不大好，有坏蛋藏在苞米地里，专门抽小孩的血，能把人抽死。”
“啊？”我脸色有些苍白，心中暗想：“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下课以后，要立即和刘彩萍他们商量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傻的有些可爱，居然会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更悲催的是家长从来不解释，学校也不会进行两性教育。谁要是提到青春期发育的事，一定会被冠上“不正经”的帽子。
放学后，我和刘彩萍、崔丽丽拎起[site]便冲出教室，我们没有像平时一样做完作业再回家，就是因为学校东边那条通往我们村子小道两旁的玉米地。
走着走着，我发现张远推着那辆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金鹿”跟在我们后边。在羡慕他可以骑车的同时，我忍不住回头问他：“张远，你怎么推着车走，不骑着啊？”
张远回答：“听说这几天道边的苞米地里有抓小孩抽血的坏蛋，要是碰上了，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就跑！”
我和刘彩萍、崔丽丽一听咧开了嘴，提心吊胆的心终于可以放了下来，而张远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
这学期语文课，我终于学到了《董存瑞舍身炸暗堡 》，还记得四年级写的电影《董存瑞》的观后感，自己当时的疑问也终于在这篇课文的最后做出了解答：他抬头眺望远方，用尽力气高喊着：“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与徐老师的讲课风格不同，李老师从来都不会给我们朗读课文。而是通过点名，让我们依次站起来一人一段的朗读。
渐渐的我发现，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写繁体字，也乐意教我们。也许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从小接触繁体字的缘故。
同样“因循守旧”的还有教我们数学的杨桂忠老师，因为“桂”和“挂”的外形比较相似，所以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私下里都叫他杨挂忠，久而久之杨老师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大挂钟”。
说他因循守旧主要是因为考试。除了期中期末这样的大考，他的每次小测试总分都是五分。如果出五道题，谁答错了三道，那么就是二分；如果出十道题，答错了两道，就是四分；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测试都是五道题。
这样的教学方式，也许只有在九十年代，八零后的我们碰到四零后的他们，才会碰撞出如此美好的火花！
周五的下午，学校组织观看了两部爱国主义电影，一个是《烈火金刚》，另一个就是《董存瑞》。
李老师说为了让我们加强对《董存瑞》这篇课文的印象，特意安排学校播放这部电影。看来有个当教导主任的班主任就是这么拽！
《烈火金刚》我看得还津津有味，尤其是葛优和梁天塑造的角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董存瑞》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所以“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的溜回了教室。
回到教室，我瞅了瞅四下无人，悄悄的走到班里的一个女生桌子前，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她的歌词本。
如获至宝般的回到位子上，因为凳子还放在观看电影的实验室里面，索性就站着抄了起来。
“高姝雅你在写什么？怎么不去看电影？”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了我一大跳。张远什么时候走进教室，我居然一点儿都没觉察到。
我条件反射的去捂住歌词本，抬起头来：“《董存瑞》我以前都看过了，最后和课本上一样，他把碉堡炸了，然后死了！”
张远瞅着我捂住的歌词本问：“你在学习吗？”
原来他是怕我利用看电影的时间来学习，超过他。那我就不用担心他告诉别人我偷拿歌词本的事了。我将手放开，歌词本向前一推，平静的说：“没学习，我在抄歌词，《梅花三弄》里面《水云间》的片尾曲。”
张远拿起来看了看，念道：“犹记小桥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这歌好听吗？”
我有些惊讶：“这首歌你都没听过，你没看《水云间》吗？那里面梅若红手制的风铃多好看。”
“没看见什么风铃，再说我不爱看这样的电视，这个喜欢那个，那个喜欢这个的，而且里面那个男的每次都吼来吼去的，太激动了。”张远笑着说。
吼来吼去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咆哮帝”的马景涛，不过那个时候我倒是觉得他那样吼来吼去的更能振奋人心。
我撇撇嘴：“你还说别人呢，你不也喜欢刘彩萍么？”
“胡说八道，谁说的？”
“他们都这么说，你每天放学走在我们后面就是为了保护刘彩萍。”我辩解起来。
“那你慢慢抄吧，我去看电影了。”张远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也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掉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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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后，我升入了五年级，新学期开学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徐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是换成了李老师。
李老师我再熟悉不过了，有五十多岁，是我们村的人，从辈分上讲我还应该叫他大姑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而学校之所以给我们班换老师，理由竟然是我们班的风气不正。
徐老师向我们做“告别陈词”时，有些激动，我也不禁被她情绪所感染，难过起来。
可当她声泪俱下的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时，我们都无法相信，那就是徐刚在暑假里到龙王庙水库游泳时溺水而亡。
我转过头去，才发现窗边的那个位子已经是空空荡荡，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小男孩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信大喊：“老师来了！”
而我对徐刚的记忆，也永远的停留在了一九九五年的夏天，那一年，他十二岁！
童年的记忆里，我对于死亡并没有多少的恐惧，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会真正理解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更不会理解后来看过的弘一大师给日本妻子的信中“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要来到。”这句话的真谛！
徐刚的事也很快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直到许多年以后，电视上每每播放暑期孩子溺水的事故，我才会想起曾经在西庄完小有个叫做徐刚的男孩！
我们的悲伤情绪也很快被这个学期开始实施的“双休日”的喜悦所替代。
一九九五年五一以后，根据国家政策，实行双休制。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学期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相处方式！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或许是经过一年的相处大家都熟悉起来。渐渐地班里的男生和女生也不再那么“爱憎分明”，大家也常常进行愉快的聊天。
我们讨论的范围也不仅限于电视剧情节，甚至会谈到一些新闻和热点。
“哎，高姝雅，你最近看电视了吗？”曲振兴用圆珠笔头戳了戳我的后背。
我转过头去问他：“看什么电视？《梅花烙》吗？”
“不是，是《中华之剑》，关于艾滋病的，电视里天天演。”曲振兴有些担忧的说。
我也愁了起来：“我也看了一点，是挺可怕的！电视上说得这个病就得死，而且会越来越多。你说怎么办？”
曲振兴用手抵住脑袋，叹了口气：“不行，就得跑！”
“跑去哪儿？”我问他。
曲振兴灵光一现说：“到东北的大森林里，藏起来。”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不是还没传到咱这边么。”
曲振兴点点头，又说：“不过我听说，最近往你们村走的东边那条道可不大好，有坏蛋藏在苞米地里，专门抽小孩的血，能把人抽死。”
“啊？”我脸色有些苍白，心中暗想：“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下课以后，要立即和刘彩萍他们商量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傻的有些可爱，居然会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更悲催的是家长从来不解释，学校也不会进行两性教育。谁要是提到青春期发育的事，一定会被冠上“不正经”的帽子。
放学后，我和刘彩萍、崔丽丽拎起[site]便冲出教室，我们没有像平时一样做完作业再回家，就是因为学校东边那条通往我们村子小道两旁的玉米地。
走着走着，我发现张远推着那辆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金鹿”跟在我们后边。在羡慕他可以骑车的同时，我忍不住回头问他：“张远，你怎么推着车走，不骑着啊？”
张远回答：“听说这几天道边的苞米地里有抓小孩抽血的坏蛋，要是碰上了，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就跑！”
我和刘彩萍、崔丽丽一听咧开了嘴，提心吊胆的心终于可以放了下来，而张远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
这学期语文课，我终于学到了《董存瑞舍身炸暗堡 》，还记得四年级写的电影《董存瑞》的观后感，自己当时的疑问也终于在这篇课文的最后做出了解答：他抬头眺望远方，用尽力气高喊着：“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与徐老师的讲课风格不同，李老师从来都不会给我们朗读课文。而是通过点名，让我们依次站起来一人一段的朗读。
渐渐的我发现，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写繁体字，也乐意教我们。也许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从小接触繁体字的缘故。
同样“因循守旧”的还有教我们数学的杨桂忠老师，因为“桂”和“挂”的外形比较相似，所以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私下里都叫他杨挂忠，久而久之杨老师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大挂钟”。
说他因循守旧主要是因为考试。除了期中期末这样的大考，他的每次小测试总分都是五分。如果出五道题，谁答错了三道，那么就是二分；如果出十道题，答错了两道，就是四分；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测试都是五道题。
这样的教学方式，也许只有在九十年代，八零后的我们碰到四零后的他们，才会碰撞出如此美好的火花！
周五的下午，学校组织观看了两部爱国主义电影，一个是《烈火金刚》，另一个就是《董存瑞》。
李老师说为了让我们加强对《董存瑞》这篇课文的印象，特意安排学校播放这部电影。看来有个当教导主任的班主任就是这么拽！
《烈火金刚》我看得还津津有味，尤其是葛优和梁天塑造的角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董存瑞》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所以“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的溜回了教室。
回到教室，我瞅了瞅四下无人，悄悄的走到班里的一个女生桌子前，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她的歌词本。
如获至宝般的回到位子上，因为凳子还放在观看电影的实验室里面，索性就站着抄了起来。
“高姝雅你在写什么？怎么不去看电影？”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了我一大跳。张远什么时候走进教室，我居然一点儿都没觉察到。
我条件反射的去捂住歌词本，抬起头来：“《董存瑞》我以前都看过了，最后和课本上一样，他把碉堡炸了，然后死了！”
张远瞅着我捂住的歌词本问：“你在学习吗？”
原来他是怕我利用看电影的时间来学习，超过他。那我就不用担心他告诉别人我偷拿歌词本的事了。我将手放开，歌词本向前一推，平静的说：“没学习，我在抄歌词，《梅花三弄》里面《水云间》的片尾曲。”
张远拿起来看了看，念道：“犹记小桥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这歌好听吗？”
我有些惊讶：“这首歌你都没听过，你没看《水云间》吗？那里面梅若红手制的风铃多好看。”
“没看见什么风铃，再说我不爱看这样的电视，这个喜欢那个，那个喜欢这个的，而且里面那个男的每次都吼来吼去的，太激动了。”张远笑着说。
吼来吼去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咆哮帝”的马景涛，不过那个时候我倒是觉得他那样吼来吼去的更能振奋人心。
我撇撇嘴：“你还说别人呢，你不也喜欢刘彩萍么？”
“胡说八道，谁说的？”
“他们都这么说，你每天放学走在我们后面就是为了保护刘彩萍。”我辩解起来。
“那你慢慢抄吧，我去看电影了。”张远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也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掉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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