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
第 32 章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蒋介石传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第 3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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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但中国军队遵守“撤退代替进攻”的原则；一旦日军撤退，他们就进行追击……结果，在这个有广阔土地的国家，一场战略对峙持续了四年半。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包括死于战时疾病的人，日军人员损失已达115万人。
这份日本人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这时侵华日军的声明，虽然作者错误地估计蒋介石想在内地进行“决战”。
这年年底，日本人又进行进一步的“和平”试探，这一次是由首相近卫在12月22日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中国正在为“新生”
作准备，它现在可以加入新的东亚经济秩序。
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触的汪精卫企图说服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做过两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务会的一次会议上，另一次看来是16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情绪激动的私人会谈。
汪精卫的一个同伙陈公博后来披露，汪精卫曾两次很信任地对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时间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谈话中，汪精卫告诉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机会正在丧失。从谈话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汪还补充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离开重庆。
第二次，汪精卫通过一份电报要求陈公博从重庆到达成都，他告诉陈：中日之间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公布了下列原则：
1、承认“满洲国”。
2、在内蒙古签订双边反共产国际协定。
3、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
4、废除外国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5、双方互不赔偿损失。
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原则，日本将在两年内撤军。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假装到昆明去，但在烧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在汪精卫的出走中，有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据冯玉祥的说法，汪精卫的妻子两周前就带着全家和行李乘飞机离开了。那时，出入重庆的交通全部控制在军统局戴笠手里。普通的乘机旅行者要先登记，经过审查和批准，而高级官员则需要蒋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卫和他的随员乘机去了昆明，在他离开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蒋介石报告呢？汪精卫不可能乘飞机“溜出”昆明，如果蒋介石想截住他一定会成功。
因此，后来没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人对汪精卫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最后计划一无所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条件，他反驳道：“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新生’，实际意味着一个独立主权的中国的灭亡和一个受奴役的中国的出现。所谓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国沦为奴隶国家，并和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拴在一起。”
在对峙中，悲惨的一年过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验即将到来。
蒋介石传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第十六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他对达官显贵没有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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