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7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7 章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第 7 章
恋耽美
第 7 章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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