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8 章
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出书版） 作者:张永廷
第 8 章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第三章 杨延昭：郡马身世疑问多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在历史记载中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杨家将第二代代表人物当属杨延昭。杨延昭生于公元958年，那时大宋朝还没有建立，死于1014年的宋真宗时代，享年56岁，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记载完整的历史人物。
一 名字背后有玄机
关于杨延昭的故事很多，歧义也很大，首先杨六郎叫什么名字就有些众说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应该是《宋史》，杨六郎最初叫杨延朗，1012年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真宗皇帝为何对一个道士情有独钟，赵玄朗又是何方神圣，搞得宋真宗如此兴师动众？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若要说赵玄朗就是财神爷赵公明[1]，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
那么宋真宗为何要以赵玄朗为圣祖？财神爷又怎么和宋真宗扯上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赵家的始祖了呢？这还要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说起。宋初，太祖、太宗时代，采取的是佛教、道教同等对待的政策。宋太宗幽州战败之后，开始倾心于道教。当时契丹视辽主为天，称皇后为地，每年数次祭天，声势浩大，很以为傲。宋朝的一些大臣，揣摸皇帝逐渐产生的厌战心态，鼓励他尊崇道教，让辽人知道天佑大宋，他们就不敢南侵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宋真宗时发展到了极致。
宋辽结下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初时欣喜，后觉屈辱，内心十分惶恐。受了王钦若等人的怂恿，在全国各地大造祥书天瑞，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宋朝廷的想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非常幼稚，他们想通过制造气象万千的景象，让辽人看看，大宋是有天人相助、神灵保佑的，你们若敢南侵，那就是与天作对，自取灭亡。
以这种方式安国定邦，大抵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和自我麻木。从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正月乙丑始，大宋朝“天书屡降”。后来，真宗皇帝又不畏严寒，登上泰山，搞封禅大典。回来的路上又不辞劳苦地到曲阜拜孔殿，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神必佑我的可靠性还不够大，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抬高皇室的地位，宋真宗准备模仿唐朝以老子为宗祖的办法，与道教的头面人物挂上钩。但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已被李唐王朝的皇帝拉过去了，宋真宗只好另想他法。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是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的灵机来了。他假托玉皇之命，宣称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就是他们赵氏帝王的族祖。这事《宋书·礼志七》中有详细记载：
有一天，宋真宗对辅臣说到一件很奇怪又很神圣的事。他先是梦到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要让赵氏祖先前来传授天书，就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一样。第二天，又梦到神人传天尊之言，告诉他祖先即刻就到。宋真宗在延恩殿设下道场，天尊对他言道，“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最后又勉励他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此，道教又多了一位仅次于玉皇的尊神——保生大帝赵玄朗。
这一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所有犯“玄”和“朗”的名字都要改掉，杨延朗的名字当然是非改不可。非但杨六郎，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显赫，只要犯忌，一律要改。孔子曾被宋真宗亲封为“玄圣文宣王”，因为犯了赵玄朗的名讳，只好去了“玄”字，改叫“至圣文宣王”，这个名号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神灵玄武大帝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改名。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被玉皇大帝封为玄武真人，镇守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提及的杨延朗也好，杨延昭也好，都是于正史有据的。但元曲《昊天塔》称杨六郎为杨延景。而同是杨延朗这个名字，元曲中是四郎，明曲中是五郎，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宋元以后的许多故事，杨六郎又被称为杨景、杨延昭，景成了他的字。从元代开始，很多戏曲里的杨六郎，大多都称为杨景。
为什么杨延昭又被叫做杨延景，《杨家府演义》的解释是，“昭”字犯了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名讳，所以改名杨景。这话有点牵强，杨六郎改名为杨延昭，是在1012年，其时杨六郎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赵德昭已死了十几年，也从没听说过谁要避赵德昭的讳，而避赵玄朗之讳是真宗专门下过诏的。如果既要避赵玄朗，又要避赵德昭，那就不会有杨延昭之说了，直接改成别的名字不是更好吗，何来杨延昭这一中间环节。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六郎上场时就自称名景，字彦明。弟兄七人，名为平、定、光、昭、朗、嗣，与《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都略有不同，既有杨景，又有昭和朗两个兄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避讳了。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和《焦光赞活捉萧天佑》，杨六郎都名杨景，而兄弟7人的名字又略有差异。《开诏救忠》、《活捉萧天佑》都说是平、定、光、辉、昭、朗、嗣，又说杨景字彦朗。看来杨景就是彦朗（延朗）比较可信，后世改称杨延昭倒是根据史书校改过的，因为《宋史》在元末才问世，那些杂剧是不可能受其影响的，倒是明代以后的剧作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明代传奇《三关记》等戏中，杨六郎都已改称杨延昭了。
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是在许多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重编的，杨家将名字又另有一套。杨继业有8个儿子，大郎杨泰、二郎杨徵、三郎杨高、四郎杨贵、五郎杨春、六郎杨景、七郎杨希、八郎杨顺。杨六郎还是叫杨景，这种说法似乎是从元杂剧承继而来。《昭代箫韶》中杨继业提到“长子杨延平”，佘太君提到“吾儿延昭”，其余各人再没有提及，给人的感觉也是杨家诸子的名字很不确定。
杨业之子的名字颠倒多变，但整体精神并没有改变，杨六郎仍是其中最具风采的一位。
二 延昭因何称“六郎”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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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至于杨业一开始没得到应有的抚恤，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未明。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里面有一个情节，战争失踪人员与战死的烈士享受的抚恤有很大差别，主人公所在的部队整连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但因为没有找到遗体，享受不到烈士的待遇，众人皆知其冤。
杨业的情况很可能与之类似，因为他被辽人俘虏，宋人无法确定他的生死，暂不能按照阵亡的标准发放补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事情没有搞清就发放高额补助，很可能闹出笑话。宋真宗时，大将王继忠被辽军所俘入赘辽国，但宋廷以为其战死而给予厚赏，真相大白后很是尴尬。
杨业之死真相大白之后，他受到了高规格的赏赐。宋太宗在诏书中称赞他“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同时认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条是“败约，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具体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词更为严厉，“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最后将他除名发配金州，潘美则被削去了三个官职。
应该说宋太宗的处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杨业传》、《潘美传》在涉及这一事件时，陈述基本相同，可见《宋史》是统一了口径的。几处史料都没有就杨业一事的前后变化给出说明，这就给了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许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没进行特别的说明。宋廷只是根据事实纠偏而已，这个纠偏是自纠而不是他纠。
无论佘太君还是刘吉，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要为杨业雪冤，首先得知道杨业有什么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凶手是谁，然后还得着手搜集证据。因为他们都不在战争现场，而要控告的又是监军和朝廷高官，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毅力，还需要时间。
但事实是，从北伐失败到潘美受罚，之间的间隔非常短，根本不可能生发出那么多是非来。从《辽史》和《续资治通鉴》披露的史料看，陈家谷之战大约发生在七月初。七月十五日，内迁的7.8万余边民已安置完毕。至章，这种广泛的宣传和心理攻击，对宋军守将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仁宗时的包拯在《论边将》中说，代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有最得力人选镇守。因为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甚远，路又平坦，最是易攻难守。太宗时用杨业守之，可见是多么慎重。杨业死后，雁门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宋朝云、代两州守将一遇辽军便望风而逃，辽军顺利而迅速地收回了先前失去的四州。
古北口杨无敌庙的存在，不知是辽人有意还是无意设的一座心理战基地。仁宗时的刘敞、神宗时的苏颂、哲宗时的苏辙等1600多名宋朝官员出使过辽国，他们无一例外地凭吊了杨业庙，苏辙和苏颂还留下了“尝享能令异域尊”、“威信仇方名不灭”的千古名句。杨业在辽地的声望，反过来又促使他在中原的声望不断上升。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天依然如此。一件事要想得到国人的认可和追捧，先在国外获个奖什么的可能是最好的捷径。张艺谋的首部电影《红高粱》当年在国内拷贝难卖，但在柏林斩获金熊之后，马上翻身热映，张艺谋由此走上了名导之路。贾璋柯的电影多年来一直只能走地下路线，他也是通过先在国际上获奖再打开国内市场，由此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太多，不必一一历数。
杨业身为偏将而在历史中闪耀，跟辽人的造星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杨无敌庙，如果没有辽人的刻意宣传，杨业之名很可能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杨业被誉为一代名将实在与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够相称，他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于连确切生年都不被历史所载，他的民间口碑带动了他的历史地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与深思。
第三章 杨延昭：郡马身世疑问多
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在历史记载中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杨家将第二代代表人物当属杨延昭。杨延昭生于公元958年，那时大宋朝还没有建立，死于1014年的宋真宗时代，享年56岁，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记载完整的历史人物。
一 名字背后有玄机
关于杨延昭的故事很多，歧义也很大，首先杨六郎叫什么名字就有些众说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应该是《宋史》，杨六郎最初叫杨延朗，1012年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真宗皇帝为何对一个道士情有独钟，赵玄朗又是何方神圣，搞得宋真宗如此兴师动众？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若要说赵玄朗就是财神爷赵公明[1]，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
那么宋真宗为何要以赵玄朗为圣祖？财神爷又怎么和宋真宗扯上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赵家的始祖了呢？这还要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说起。宋初，太祖、太宗时代，采取的是佛教、道教同等对待的政策。宋太宗幽州战败之后，开始倾心于道教。当时契丹视辽主为天，称皇后为地，每年数次祭天，声势浩大，很以为傲。宋朝的一些大臣，揣摸皇帝逐渐产生的厌战心态，鼓励他尊崇道教，让辽人知道天佑大宋，他们就不敢南侵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宋真宗时发展到了极致。
宋辽结下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初时欣喜，后觉屈辱，内心十分惶恐。受了王钦若等人的怂恿，在全国各地大造祥书天瑞，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宋朝廷的想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非常幼稚，他们想通过制造气象万千的景象，让辽人看看，大宋是有天人相助、神灵保佑的，你们若敢南侵，那就是与天作对，自取灭亡。
以这种方式安国定邦，大抵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和自我麻木。从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正月乙丑始，大宋朝“天书屡降”。后来，真宗皇帝又不畏严寒，登上泰山，搞封禅大典。回来的路上又不辞劳苦地到曲阜拜孔殿，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神必佑我的可靠性还不够大，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抬高皇室的地位，宋真宗准备模仿唐朝以老子为宗祖的办法，与道教的头面人物挂上钩。但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已被李唐王朝的皇帝拉过去了，宋真宗只好另想他法。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是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的灵机来了。他假托玉皇之命，宣称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就是他们赵氏帝王的族祖。这事《宋书·礼志七》中有详细记载：
有一天，宋真宗对辅臣说到一件很奇怪又很神圣的事。他先是梦到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要让赵氏祖先前来传授天书，就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一样。第二天，又梦到神人传天尊之言，告诉他祖先即刻就到。宋真宗在延恩殿设下道场，天尊对他言道，“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最后又勉励他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此，道教又多了一位仅次于玉皇的尊神——保生大帝赵玄朗。
这一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所有犯“玄”和“朗”的名字都要改掉，杨延朗的名字当然是非改不可。非但杨六郎，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显赫，只要犯忌，一律要改。孔子曾被宋真宗亲封为“玄圣文宣王”，因为犯了赵玄朗的名讳，只好去了“玄”字，改叫“至圣文宣王”，这个名号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神灵玄武大帝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改名。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被玉皇大帝封为玄武真人，镇守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提及的杨延朗也好，杨延昭也好，都是于正史有据的。但元曲《昊天塔》称杨六郎为杨延景。而同是杨延朗这个名字，元曲中是四郎，明曲中是五郎，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宋元以后的许多故事，杨六郎又被称为杨景、杨延昭，景成了他的字。从元代开始，很多戏曲里的杨六郎，大多都称为杨景。
为什么杨延昭又被叫做杨延景，《杨家府演义》的解释是，“昭”字犯了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名讳，所以改名杨景。这话有点牵强，杨六郎改名为杨延昭，是在1012年，其时杨六郎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赵德昭已死了十几年，也从没听说过谁要避赵德昭的讳，而避赵玄朗之讳是真宗专门下过诏的。如果既要避赵玄朗，又要避赵德昭，那就不会有杨延昭之说了，直接改成别的名字不是更好吗，何来杨延昭这一中间环节。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六郎上场时就自称名景，字彦明。弟兄七人，名为平、定、光、昭、朗、嗣，与《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都略有不同，既有杨景，又有昭和朗两个兄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避讳了。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和《焦光赞活捉萧天佑》，杨六郎都名杨景，而兄弟7人的名字又略有差异。《开诏救忠》、《活捉萧天佑》都说是平、定、光、辉、昭、朗、嗣，又说杨景字彦朗。看来杨景就是彦朗（延朗）比较可信，后世改称杨延昭倒是根据史书校改过的，因为《宋史》在元末才问世，那些杂剧是不可能受其影响的，倒是明代以后的剧作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明代传奇《三关记》等戏中，杨六郎都已改称杨延昭了。
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是在许多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重编的，杨家将名字又另有一套。杨继业有8个儿子，大郎杨泰、二郎杨徵、三郎杨高、四郎杨贵、五郎杨春、六郎杨景、七郎杨希、八郎杨顺。杨六郎还是叫杨景，这种说法似乎是从元杂剧承继而来。《昭代箫韶》中杨继业提到“长子杨延平”，佘太君提到“吾儿延昭”，其余各人再没有提及，给人的感觉也是杨家诸子的名字很不确定。
杨业之子的名字颠倒多变，但整体精神并没有改变，杨六郎仍是其中最具风采的一位。
二 延昭因何称“六郎”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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